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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002 天主教历史浅谈  下册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录入:2006-11-29    点击:21807

天主教历史浅谈 下册 

目次 


第一章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第十五世纪末至第十六世

一:现代国家的诞生
二: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革新
叁:未能满足基督信徒期待的教会
四: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发迹
五:宗教改革者百家争鸣的现象
六:加尔文在法国 瑞士的改教运动
七:欧洲宗教地理的新局面


第二章 天主教的改革(第十六至第十七世纪)

八: 天主教人士自教会内部的改革
九: 特里腾大公会议
十: 天主教的改革 反改革
十一: 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政治局势
十二: 十七世纪初法国天主教圣贤辈出
十叁: 天主教徒生活的革新
十四: 教会内部的新冲突和新危机
十五: 杨森异端
十六: 法兰西主义 法国誓反教的命运
十七: 寂静主义所引发的神修问题

第叁章 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第十五至第十八世纪)

十八: 世界传教工作向欧洲外地传教初期的动机 状况
十九: 殖民主义 基督信徒的良知
二十: 非洲的开教
二十一:南、北美洲的开教
二十二:圣方济各沙勿略赴印度日本传教
二十叁:中国、中南半岛和朝鲜的传教
二十四:欧洲眼中的传教工作及其危机

第四章 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会(第十八世纪)

二十五: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变化中的教会
二十六:在启蒙运动围剿中挣扎的教会
二十七:誓反教与东正教的复兴
二十八:法国大革命初期动荡中的教会
二十九:法国大革命逼教会走上苦路
叁十: 拿破仑与天主教会
叁十一:法国革命的遗产

第五章 欧洲与教会的重建及自由主义(1815年至1870年)

叁十二:法国的君王复位与教会的复兴
叁十叁:欧洲政局的改变与教会的新发展
叁十四:一八叁O年革命之风横扫欧洲
叁十五:拉梅奈与"前途"报
叁十六:一八四八年:法国昙花一现的兴奋
叁十七:梵一大公会议的政治与宗教背景
叁十八: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召开

第六章 俗化现象,宗教的维护,多元主义
     (1870年至1939年间政治社会中的教会)

叁十九:从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的教会
四十: 法国天主教徒与第叁共和
四十一:法国走向政教分离
四十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後的教会
四十叁:公教进行会的诞生
四十四:天主教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四十五:天主教与德国纳粹主义
四十六:天主教与无神共产主义

第七章 普世性的基督信仰(1800年至1940年)

四十七:十九世纪传教复兴的背景
四十八:十九世纪传教工作的筹划
四十九:十九世纪的传教工作与殖民主义
五十: 十九世纪欧洲移民潮与传播福音
五十一:欧洲传教士再度前往东方传教
五十二:欧洲传教士再度前往非洲传教
五十叁:第一次世界大战後的传教工作

第八章 现代化的负担:面对经济社会、当代思潮和教派林立的基督徒

五十四:教会面对的新挑战
五十五:十九世纪的父劝主义与改革思想
五十六:天主教社会思想的诞生
五十七:天主教传统面对现代思潮的挑战
五十八:现代主义者的危机
五十九:教会对现代主义的谴责与修和
六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正教与誓反教
六十一:非天主教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的诞生
六十二:天主教内部大公合一运动的困难

第九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39年至1958年)

六十叁:大战给基督信徒带来的灾难
六十四:庇护十二世教宗在战争中的缄默
六十五:战争使教会反省并趋於成熟
六十六:大战结束与冷战期间的欧洲教会
六十七:西方殖民地的独立与新兴的教会
六十八:牧灵工作与神学研究的活力
六十九:大公合一运动与神学的进展和危机


第十章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1958年至1980年)

七十: 若望二十叁世与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
七十一:若望二十叁世与梵二第一期大公会议
七十二:保禄六世续开并结束梵二大公会议
七十叁:梵二大公会议的後果
七十四:梵二大公会议带来的失望与希望
七十五:走在梵二大公会议所辟的路上
七十六:普世教会,地方教会,罗马教会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一】

第一章 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第十五世纪末至第十六世纪)

01.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中现代国家的诞生

十五世纪末叶,欧洲陆续出现了一些现代形式的国家,这些国家希望脱离旧势力的控制,独立自主。所谓的旧势力,系指教宗国和日耳曼帝国。

在这同时,欧洲许多地方的文化更新运动也营运而生,这些更新运动相当深入而生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历史家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首次称之为"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从此,自十四世纪中叶在意大利诞生,并於十五到十六世纪间在欧洲各地蓬勃发展的文化更新运动,就以"文艺复兴"这个名词见诸於世界各地。

欧洲活版印刷术也在这个时期发明,使得古老的手抄本,不论是宗教的或是非宗教的,得以广为流传。由於许多人因这印刷术,能够直接接触到圣经和教父着作的原始资料,因此很多人都渴望净化教会,把积袭在它身上达许多世纪之久的污垢洗刷乾净。

在每个时代中辗转、困斗、图存的教会,经过一千多年的考验,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它的许多体制结构已经老化,无法再能符合教友的期盼。於是,在十六世纪初年,一些有志之士便倡议并着手改革教会。不幸的是,改革的行动导致一些误解,甚至暴力的事件,使得卷入其中的各方无法彼此谅解,终於改革不成,反而酿成了西方天主教会内部的大分裂。到了十六世纪末年,欧洲信仰基督的状况於是形成了新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後代的人所继承的事实,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简单介绍了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的大致局势之後,我们进一步看一下欧洲现代国家是怎麽诞生的。所谓现代国家,是指它的君主制度拥有最高的统治权,有独立的经济财源,更有自己足够强大的军队。

欧洲最早出现的现代国家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百年战争"在公元一四五叁年结束後,彼此的疆域和势力围便确定得很清楚。

在法国,历任国王在全国内部各方面都确立了他们的最高权威。一五一六年,法王弗兰切斯科一世和良十世教宗在意大利博罗尼亚签署协定,获得了在法国境内任命所有主教和隐修院院长的权柄,於是法国国王对国内教会便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利。

"百年战争"後的英国仍是一个小王国,但十六世纪上半叶的国王亨利八世却在欧洲的政治和宗教上扮演着极为风光的角色。

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中北部卡斯蒂利里王国皇后依萨贝拉和北部阿拉贡王国的国王费尔迪南多在一四六九年联婚,加速了西班牙统一的局面。二十叁年後,即一四九二年,西班牙打败了入侵的北非摩尔人,收复了最後的一个据点格拉纳达城後,终於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大业。这个时代,号称为"天主教君主"的西班牙国王们热心教会的事务,视教会的问题为国家的问题。结果,热心有馀,节制不足,於一四七八年开始重组宗教裁判所,对异己份子严加制裁。不久,宗教裁判所竟成为国家的机构,王室贵族利用这个机构作威作福,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在这种宗教压迫之下,许多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受到迫害。

这个时期,西方世界信仰基督,属於拉丁礼的国家中,最北部的边陲是波兰。这个王国西自立陶宛,东到乌克兰,面积辽阔无比,但疆界一向糊不清,政治结构始终脆弱,它的东边就是东正教的世界。这个世界 西方很少往来,关系并不良好。

谈到东正教的世界,其中包括很多种族和政治背景,不过从政治统治 围来说,最大的莫过於俄罗斯。这块广大地区的统治者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的伊凡叁世(1462-1504)和十六世纪中叶的暴君伊凡四世(1530-1584),更为嚣张,他们甚至自以为是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皇帝的继承人,视莫斯科为"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第叁罗马"。虽然在名义上和心理上昔日的罗马帝国攀上这麽亲密的关系,可是莫斯科的君王们和西方世界非常疏远。

正当十五世纪俄罗斯的君王们逐渐巩固和扩大势力 围之际,近东的奥托曼帝国也跨越马尔马拉海,向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推进,於公元一四五叁年攻陷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进逼东欧的心脏地带,置东正教的基督信徒於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权下,而且不时威胁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些属於西方基督信仰的国家人民。

其实,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奥托曼帝国并不算太凶猛,它在占领东正教地区之後并没有赶尽杀绝,君士坦丁堡希腊东正教宗主教和各地的主教仍然继续保持他们的行政体系,在奥托曼帝国占领区内部向基督信徒执行他们原有的职权。当然,这一切仍然必须由帝国的苏丹授权,在苏丹的治下执行。不过,话说回来。东正教基督信徒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并不是过着完全舒适自由的日子,他们只能委曲求全,度一种起码的生活而已,再说,他们也不许向伊斯兰教徒传播福音。

在奥托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人士也有人性软弱、不争气的地方,例如在推选宗教领导人这件事上,就屡次出现贿赂、贪污的弊端,逼得苏丹们多次解散、拆除、又重建宗主教的职权和辖区。这种腐败的现象甚至变本加厉,每况愈下,终於走到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东正教会独立的地步,更有甚者,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还在一五八九年亲自祝圣了俄罗斯教会第一位宗主教,以"莫斯科宗主教"为头衔。从此,这片广大地区的东正教会 希腊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分道扬镳,在政治 宗教上,莫斯科俨然以"第叁罗马"的姿态出现。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宗主教在失去俄罗斯教会後,却也多方努力,设法使奥托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的地方教会希腊化,归属於他的权下,这些地方教会分布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地。

方才在前面开头时,我们提到十五世纪末欧洲出现一些现代国家,这些国家设法独立,脱离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和教宗国两个旧势力的控制。现在我们也应该稍微谈一下这两个势力在十五和十六世纪那个巨变时代的状况:

"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的皇帝一向都是由日耳曼地区七个主要的大公国的王子推选出来的。但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之交,皇帝对帝国境内许多大小王国实际上已不具有多大的权柄,因为这些王国事实上已经相当独立。

从公元一四叁八年起,帝国皇帝一直由奥地利的奥斯堡王朝家族中产生。到了一五一九年,新皇帝卡洛五世的身份非常特别,他不但是奥斯堡王朝全部领地的继承人,也是波旁王朝和西班牙王国的继承人。如果再把西班牙在美洲新大陆的殖民地也纳入的话,我们就不难想像为甚麽卡洛五世可以作统治世界的美梦。不幸的是:他既邻近的法国国王交恶,又 教宗国不和,使得他的美梦难以实现。

至於教宗国,自从公元一叁七八年到一四一七年间,由於罗马教宗长期驻留法国南部亚味农(AVIGNONE)的问题,而引起了内部极大的分裂,曾有两位、甚至叁位教宗同时出现,彼此分党分派,互相对立倾轧的悲哀。为了解决教宗国和教会内部的混乱局面,枢机主教们决定召开大公会议,甚至举行定期的大公会议。但是由於会议地点的选择,教宗国内部税捐的负担,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合一的谈判,东罗马帝国受土耳其奥托曼帝国的威胁日渐严重,求救於西方,但西方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并不太热衷,东方教会某些主教和他们的神父及教友并不同意和罗马教会合一,各自为政的气息日益浓厚。这一切的因素都使得教宗国的声望大为低落。随之而来的是奥斯堡王朝法国国王这两个势力的膨胀,使得教宗国和意大利半岛上的王公贵族成了他们争逐的场地和对象。再加上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几位教宗的营私舞弊,豪华奢侈如君王,或者穷兵黩武,南征北伐,不像教会的牧人。这种种因素使得教宗的威信一落千丈。

这就是那个大转变时代的欧洲大概情势。冰冻叁尺非一日之寒,山雨欲来风满楼,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虽然有志之士力图挽回狂澜,但大势所趋,岂是孤臣孽子所能为力!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

02.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中,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革新

十五世纪末年十六世纪初,欧洲地区逐渐形成好几个现代国家,这些国家极力摆脱罗马教宗国和"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的控制,各自独立。在这时期,罗马教宗国也出现内外危机,各种俗务的危机深深影响到教会的生活,致使一片改革之声弥漫整个教会。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那个时代的教宗虽然在内外和教务上不甚了了,而且有江河日下的迹象,却把心神投掷在文物的建设上。一时,亭台楼阁如雨後春笋,古物的收购逐渐充斥梵蒂冈,名躁一时的艺术家和建师纷纷汇集罗马,藉着为教宗效劳的机会,大显才华身手。无心栽柳,柳成荫,当时的教宗们原是在美化自己的宫阙,哪想到他们的创举奠定了文艺复兴的基础和伟大成就,而他们也因此使自己和文艺大师们永留青史,为後人瞻仰。

十六世纪中叶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当时欧洲的文化革新运动像奇迹般地,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完成。他们中有人说:「我们在一个世纪内所看到的科学家的进步,比我们的祖先在十四个世纪中所看到的更大」。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了不起的地方。这个文化革新运动在没有中古世纪完全断绝关系的情况之下,重新发现古老文学、艺术和科学的价值精华。意大利的文化来自拉丁文化,它的文学界人士开始对深藏在名山大川中隐修院图书馆内的古代文学产生极大的兴趣。而拜占庭东方罗马国境内的博学之士,如乔凡尼.贝撒里奥内(GIOVANNI BESSARIONE,1403-1472)这样的学者,或为了东西教会的合一问题,或为了逃避土耳其奥托曼帝国的入侵,纷纷携带许多希腊文手抄古籍来到西方。

这些珍藏在意大利各地隐修院内和来自拜占庭地区的古代典籍,又因着德国古滕贝格(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发明了活版印刷术所带来的传播革命,得以广为流传。一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些在过去只有少数特权阶级的人才能阅读的作品,如今一般庶民老百姓都得以展阅,不论是民间非宗教性的作品,或古代教父的着作,或圣经和灵修手抄本等等,都大量发行,不过最早印刷流传的大半都是宗教性书籍。在这个知识传播革新的时代,人人对那些人文主义者的渊博学识,对英雄人物传奇的英勇作为,无不好奇,他们渴望知道更多有关生活、历史和科技的事。

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受尊重的人无非是人文主义者,他们涉猎各种学问,从中汲取精华,作为规 自己和指导别人生活的原则。这些有点作为社会良知和导师意味的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有些是基督信仰无关的,例如当时佛罗伦撒着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他在自己的名着"君主"(IL PRINCIPE)这本书中指出:身为国家统治者,为了团体的利益,要有牺牲公共道德原则的魄力和勇气;换句话说,马基雅维里是个主张运用权术的人,为达致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除了少数几个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学说 基督信仰的伦理立场不相符之外,其他的人文主义者大都保持自己的信仰原则,他们无不渴望藉着自己的努力来改善教会和教友的生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於英国的托玛斯.摩尔(THOMAS MORE,1478-1535)。这位担任亨利八世国王的宰相的人文主义者极富风趣,充满人情味,又坚守基督信仰原则,才智满备,是位良好的家庭父亲。这些特色使他成为人文主义者的典。

托玛斯.摩尔在一五一六年写了一本名着,叫"理想国",或叫"乌托邦"(L'UTOPIA)。"乌托邦"这个字是他发明的,用来称呼他所理想的国度,他没有料到这个字竟在後世广受应用。他在这本书中风趣地批评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状态。由於坚守自己忠於罗马天主教的立场,不肯附和亨利八世创立英国国教的行为,终於遭斩首致命。

托玛斯.摩尔同时代的,还有一位非常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就是荷兰鹿特丹的埃拉斯莫(ERASMO DA ROTTERDAM,1469-1536)。这位人文主义的佼佼者,虽然是某位神父的私生子,他自己也进了奥斯定修会,晋升了神父。他周游欧洲列国,寻找并收集手抄本,也因此结识了当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地的人文主义者,王公贵族,以及主教们,托玛斯·摩尔便是其中之一。

这位爱好古代文学的埃拉斯莫写了许多书,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歌颂荒唐"(L'ELOGIO DELLA PAZZIA,1511)。在书中,埃拉斯莫让那些荒唐的人和事作主角,因为在他看来,这个世界,至少在他那个时代,是由荒谬的人和事在领导的。书中的人物和事情包括社会各阶层,他极尽讽刺之能事,尖锐地批评,教会中腐败的人和现象尤其在书中出丑。

不过,埃拉斯莫最重要的工作还在於出版事业。他在当时欧洲各主要印刷工厂出版许多古代的作品和教父们的着作,其中最有名的是希腊文本的"新约圣经"。此外,他也写了不少有关基督信仰教育、婚姻、战争 和平、以及马丁路德的危机的论着。在这些着作中,埃拉斯莫极力表达他透过净化宗教和使文化融在福音中的方法,来改造人的理想。他渴望经由归回本源的途径来重建神学。所谓归回本源,就是直接从圣经的原文和教父的言论来了解圣经的真意。他认为神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基督。至於那些言不及义的聊清谈,都是废话,对人的真正皈依毫无裨益。

对圣经,尤其是福音的普及化、大众化,埃拉斯莫有他的先知先觉;他认为福音应该印成各种语言,叫大家都能阅读。他不但追本溯源,要回到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写成的原始圣经,以便探取圣经的真意,他又主张根据那些原文,把圣经翻译成所有的文字,因为圣经蕴藏着生命的真正智慧,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基督的哲学。

埃拉斯莫在解释玛窦福音时,提醒读者说:「耶稣的听众是谁?难道不是由瞎子、瘸子、乞丐、税吏、百夫长、工匠、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一伙人吗?难道耶稣不愿意这些人了解他吗?…要是耶稣不拒绝这些人听他的话,我也不能排除他们阅读他的书。…我觉得不当而且可笑的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用拉丁文唱圣咏,向天主祈祷,像鹦鹉一样,人云亦云,却不懂其中的含意!」

埃拉斯莫这些话今天听来一点也不奇怪,也不新鲜,但在他当时思想闭塞、禁锢的时代,这样的见解主张可是非常先进,也很冒险的。那是一五二二年说的话,一年後,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的总主教让·卡龙德莱特(JEAN CARONDELET,1523,1,5)说:

「教会古代的作家无不以严谨、 素的态度来思考天主的事,他们不敢在教会神圣权威当局所说的话之外乱下定论。他们有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下定义,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却惹起许多怪异的问题,而且为许多对得救毫无用处的事下定义,这实在不能原谅。…我们这个宗教的本质是和平 协和…只要不乱下定论,便可以保持协和。真正的神学在於不在圣经所指示的 围之外下定论。…过去,信德以表现在生活中为主,而不太在於宣认种种信条。後来,却慢慢需要定下当信的道理了,但那些信理还算少,而且都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内容极为单纯简明。不料,异端份子背信,圣经终於处在严格的研究调查之下,於是"信经"沦为文字,而不铭刻在心中了。信条日渐增加,内心却越来越不真诚」。

埃拉斯莫这番话要强调的,就是要回到根植於人心中的纯净宗教,去除种种附着在教会上的瘤,汲取教会古代着作的纯真和良好的教导。总之,宗教是人真正而完美的朋友,而不是负担。

埃拉斯莫有意把政治建立在福音的基础上,他以为每位君王都应该接受这方面的教育。看到基督信徒彼此交战 杀,他深深引以为耻,所以他也力倡和平,他认为基督信徒的关怀之情应该表现在排难解纷之上,让对立的各方都有表达立场的机会,进而以公正的方式裁决争端,和平解决问题。

这位生活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杰出人文主义者,对当时主张和平改革教会的人士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只可惜,极端份子很快占了上风,他们的短见助长了暴力的嚣张,窒息了福音真福八端所揭示的和平精神和纯的道路。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叁】

03.未能满足基督信徒期待的教会

十五世纪末年,欧洲各地出现不少人文主义者,其中不乏对人对事抱持乐观的人。然而,他们的乐观不应该掩饰当时许多人内心的隐忧。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那世风日下,社会良知摇摇欲坠,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世代,所谓世界末日来到的言论此起彼落,基督信徒为了自己在世界末日来临时能否得救的疑问焦虑不安。他们一方面畏惧全能的天主凭他的好恶,任意决定人的永生和永罚,一方面又受到无处不有的魔鬼的威胁。

的确如此,文艺的复兴 巫术魔法的死灰复燃,以及对巫婆巫师的赶尽杀绝,都在同一个时代出现了。当时恶名昭彰的依诺增爵八世教宗(INNOCENZO VIII)发布谕令(一四八四年),对任何巫术魔法口诛笔伐,并要求大众镇压言行怪异的人。他在一四八七年委托两位道明会士草拟了一篇名叫"巫婆的铁锤"(MARTELLO DELLE STREGHE)的文件,内容论述魔鬼的诡计和对巫婆进行逼供的方法。这种对巫师,尤其对巫婆大肆搜捕,赶尽杀绝的行动风声鹤唳,持续到十七世纪中叶才告停止。据估计,在那将近两百年的恐怖中,约有十万个巫师巫婆遭火刑。

从这个吓人听闻的悲哀事件,我们不能想像在当时教会严刑峻法之下,仍有那麽多行巫术的男男女女,可见世道人心已经失落精神上的导师和心灵的可靠依恃。

社会走向如此,教会固然不能辞其咎,但也不能专靠强硬手段来防堵社会民心的濒临崩溃,怎麽办呢?如何安抚教友的不安呢?勉励他们多作长途跋涉的朝圣活动,多行善功,以获得大赦,多敬礼圣母,多念玫瑰经,多阅读圣经,多办告解等等。

这些宗教上的灵修活动当然有助於稳定教友的信德,可是一般教友对那时代的教会体制和当局已不再具有什麽信心。许多神职人员的学术品德修养无法满足要求严格的教友的需要,如果再加上品行不端正,立恶的表样,则善良教友的失望不言而喻。至於领导地方教会的主教们中,也不乏聚敛财富地位,不务正业的人。对这样的地方教会牧人,神职和教友能怎样呢?向教宗告状吗?这大概行不通,因为那个时代的教宗都在为自己大兴土木,建造亭台楼阁和豪华的殿宇,也常常开宴席,饮酒纵乐。这一切都需要很多的钱。钱怎麽来呢?最方便的途径就是允许主教们一人身兼几个教区的主教,可以在各地聚敛财富,唯一的条件就是支援教宗的挥霍需要。这还不够,教宗们还自己贩卖大赦,为自己开辟财源。

了解了十五、十六世纪教会内外那种腐败不堪的现象,我们就不会对荷兰鹿特丹的埃拉斯莫极尽讽刺教会人士之能事,以及道明会士热罗尼莫.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1452-1498)如何在意大利佛罗伦撒一带,执行严厉的道德规 ,俨如道德独裁一样的作风,感到惊讶了。

这位道明会士萨沃纳罗拉神父固然对教友生活严厉得几不近人情,但他那勇敢不畏的作风的确也令人折服。他在亚历山大六世教宗时代,直言不讳检举教宗国滥用权势,教宗渎职,预告天主将惩罚这些不肖的人,并因此要求佛罗伦撒的教友度隐修院式的克苦生活。他这样痛骂当时的教会说:「你比禽兽都不如,你是一只令人厌恶的怪兽;过去,你还会因为你的罪恶感到羞耻,如今,你连知耻都不会了」。

萨沃纳罗拉神父的话固然不是无的放矢,而且也反应了当时的世态,但他那严厉激烈的言论却激怒了各方的人士,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於一四九八年五月二十叁日被判火刑。

这是个纲纪不张,社会伦常破坏,世道人心低沉的时代,有志之士,不论是教友或王公贵族,曾多次呼吁教友召开大公会议,进行宗教社会改革。 於是朱利奥二世教宗(GIULIO II)於公元一五一二年召开拉特朗第五届大公会议,谴责教会和社会当权人士滥用权势,同时也拟定了一个改革方案,但这个方案最後也石沉大海。这次大公会议前後拖延了将近五年之久,於一五一七年叁月十六日谢幕。雷声大,雨点小,这次大公会议看来没能发生什麽作用,教会已病入膏肓,似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同一年的十月叁十一日,德国奥斯定会士马丁.路德终於在威登堡(WITTENBERG)写了他那着名的九十五条控诉状,批判教会当局有关大赦、许愿、朝圣和守斋的种种立论和作法。於是点燃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导火线。

在西方,一提到"宗教改革",无疑是指罗马天主教内部的分裂。分裂这件事,不论在哪方面,总是一种不幸的灾祸,於是当事人或後来的人总要追究原因和责任。关於西方罗马天主教内部因马丁.路德而导致的分裂,一般人很快地会归咎於教会内部很多人渎职,滥用权势,致使一些人看不惯教会变了质,又无力挽回狂澜,终於失望地放弃了天主教会。

事隔将近五百年,今天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昔日宗教改革运动的真正因素是属於内在精神方面的,也就是说:到了中古世纪结束之际,人们一心渴望追求福音中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面目。这是经过几百年的痛苦考验之後,人们比较持平、客观的看法。然而,过去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各方面的人都很难平心静气地谈论那些倡导宗教改革的人,对马丁.路德尤其如此。为誓反教徒来说,马丁.路德是个"严厉的医生",是个"天主的上智派来的,为打击罗马的那个假基督,那个恶魔";可是为天主教徒来说,马丁.路德却是个庸俗不堪的人,是个酒鬼,是个撒谎和好色之徒,他之所以离开教会,只是为了投其个人所好,为了满足他的私欲偏情而已。

最近几十年来,誓反教徒和天主教徒已经多方努力,设法消除前嫌,拉近彼此的距离。今天,大家都认为马丁.路德是个有信德的人,他的行动出於宗教热忱。而每位天主教徒也不否认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十六世纪上半叶的罗马天主教会实在昏沉,不明智。不过,誓反教徒也同样承认马丁.路德在人格上有他的缺陷,例如他个性火爆,强硬,不让步,嗜好啤酒等等的。

教会是由人组成的团体,人的缺陷和缺失往往造成教会的不幸,这些不幸有时是难以弥补和复原的。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四】

04.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发迹

在西方,一谈到宗教改革,出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人物便是马丁.路德,因为他於一五一七年十月叁十一日在威登堡所写的"九十五条抗议状",被视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线,而那一天也就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诞生日。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宗教改革运动并不是晴天霹雳,在一五一七年十月叁十一日那天突然爆发的,冰冻叁尺非一日之寒,那一天只不过是一个酝酿已久的事件的完成,并走向另一个当时的人都没预料到的新里程的开端而已。

在谈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前,或许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他的身世。他於公元一四八叁年诞生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地区艾斯莱本(EISLEBEN)城一个农村的小康家庭。童年家教严谨,常怀着恐怖的心听人讲述有关魔鬼和巫婆的故事。一五零五年二十二岁那年,由於担心死亡和遭天主惩罚,心情非常恐慌激动,於是进入爱尔福特(ERFURT)的圣奥斯定隐修院修道,度着良好的隐修士的克苦生活。并晋升了神父。

马丁.路德神父天资聪明,好学不倦,很快地便在威登堡大学担任教席,讲授圣经课程。他虽然笃守修会会规,但心灵总找不到平安,常常遭到情欲和犯罪倾向的围困。他的思想很受到十四世纪上半叶英国神哲学家,方济各会士,牛津大学教授古列尔莫.奥卡姆(GUGLIELMO OCKAM)的影响。这位後来被宣判为异端者,并反对教宗国的神父以为:天主为所欲为,高兴拯救谁,就拯救谁;乐意惩罚谁,就惩罚谁。

这种近乎暴君专制独裁的天主作风困扰了马丁.·路德大半生。有一天,阅读默想保禄致罗马人书第叁章第二十八节的话,终於恍然大悟,给自己多年的内心焦虑找到了舒解的途径,这句圣保禄的话就是:「人的成义是藉着信德,而不在於遵行法律」。这也就是说,人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得救,而是天主用他的恩宠使人成为义人。人无论如何,总是罪人,由於人对自己的未来不知如何是好,失望之馀,天主才来拯救他。

马丁.路德对保禄书信那两句话的了解,使他内心获得解放,欣喜欲狂,从此心宁平静下来。

在那个时代,正好有道明会士在德国各地宣讲大赦的道理,目的在为美因茨(MAINZ)的总主教收金钱,偿付税务,因为每位主教都必须为自己的教区向教宗付税,而这位美因茨的总主教一人兼叁个教区主教,所以税务特别重,同时又得支援教宗建造圣伯多禄大殿所需的经费。

有一位道明会士竟然讲道说:「当一块银钱投入奉献箱内一响,一个灵魂便升上天」。马丁.路德为这样的话感到愤慨,於是写了他那着名的九十五条抗议状给威登堡的主教们和学着们。他那抗议状一方面是抗议,一方面是邀请主教和大学的教授们讨论相关的问题。路德拒绝接受大赦所提供的虚假安全保证,他不相信用金钱可以赎回罪的惩罚,他认为基督信徒不能购买天主的恩宠,因为恩宠是天主白白赐给人的。

路德九十五条抗议状的第五十条说:「必须叫基督信徒了解:要是教宗知道那些讲道者在为大赦征税,他必定宁愿看到圣伯多禄大殿化为灰烬,也不愿意这座圣殿是用他的羊群的血肉建起来的」。

从这一条文,我们看到路德对罗马教宗的态度还是相当温和,他实在无意和罗马决裂。

路德的抗议状在德国,甚至全欧洲普受欢迎,鹿特丹的埃拉斯莫也热烈赞同,但他的举动很快就被告到罗马。有叁年之久,路德的修会同伴和罗马派来的人都劝他收回抗议,可是这样的争论反而激起德国人的民族意识,一时,路德成了德国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早因德国本地教会和罗马所科的重税而怨声载道。

一五二零年,路德在叁篇论改革的文字中明确表达他的思想。第一篇名叫"向德国基督信徒贵族的呼吁",第二篇为"巴比伦的囚禁",第叁篇是"基督信徒的自由"。

"基督信徒的自由"这篇文章中,路德表示:「基督信徒是因为信德而重新被安置在天堂,成了新人;所以,信徒并没有需要以作为来使自己成为义人,邀得恩宠」;路德又表示:「然而,为了避免游手好,懒散无所事事,信徒才从事作为,以保持自身。但信徒必须本着自由来行动,为叫天主喜欢」。路德进一步说:「善行并不使人变好,但好人却会行善。恶行也不会叫人变恶,但恶人却会作恶」。「所以,一个人在行善之前,先要成为好人,善行才随之而来,因为善行只来自好人。就如基督所说的,坏树不结好的果实,好树也不结坏的果实」。
在那个时期,路德虽然也认定大公会议也能发生错误,但他呼求召开一次大公会议。不过,到了这个地步,路德的立场越来越僵硬,他自己在一五一九年说:「我已到了认定教宗真是假基督的地步」。

一五二零年六月,罗马教宗良十世颁布一道名叫"主,请起来"(EXSURGE DOMINE)诏谕,谴责路德言论四十一个错误,并限定他在两个月之内承认自己的过失。但是在那年十二月十日,路德烧毁了教宗的诏谕。叁个星期之後,也就是一五二一年一月叁日,路德终於被开除教籍。

为了这件非同小可的事,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卡洛五世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帝国王公会议,召路德前往答辩。在卡洛五世皇帝面前,路德坚持自己的立场说:「我既不单单信任教宗们,也不单单信任大公会议,因为他们的错误不一而足,除非由圣经提出证据和明显的理由使我折服,我坚持我所引证的圣经,我的良心已为天主的圣言所俘虏。我不能也不愿意取消任何声明,因为违背良心我以为不妥也不诚实。望天主助我!啊们!」。

事情闹得这麽僵,没有挽回的馀地,路德在帝国境内终不得立足,只好在一五二一年五月躲藏起来。在这段长达十个月的亡命生涯期间,他竟然聚精会神,把整部圣经译为德文。

路德的言论和立场在帝国内就有很多人同情和支持,他的下场终於导致德国内部的分裂,既有拥护他的,也有反对他的。但拥护他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贵族们开始围攻教会的土地,而贫苦的农民又以在天主面前人人平等为理由,开始攻击那些剥削他们的社会显贵。一场莫须有的内战终於爆发漫延起来,其残忍、其丧失理性,令人震惊。

看到这场始所未曾料到的战争如火如荼地展开,波及各地,路德开始惊慌起来。当时许多人都假天主圣言之名行动,他们以为是在替天行道。路德无法安抚揭竿而起的农民,於是反过来,促请权贵镇压他们,大开杀戒,以免他所发表的宗教改革讯息遭曲解。那时,带领农民造反的也是一位神父,名叫托玛斯.明策尔(THOMA MUNTZER,1490-1525)。这位非常同情农民和没有受过什麽教育的人的神父原来对路德的宗教改革非常兴奋,他认为基督的福音是向穷人说的,但那些博学之士如路德这样的人,却把福音垄断,成为自己的囊中物;而那些社会权势显贵则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曲解福音的本意。这位农民的保护者後来看到路德竟然要求屠杀农民百姓,於是对社会高阶层人士大加伐旦,路德更是他攻击的目标,他把他们批评得体无完肤,骂得淋漓尽致。就因为如此,他成了博学之士和权贵的眼中钉,终於被逮捕,遭酷刑,斩首而死。许多农民也被路德视为疯狗,非赶尽杀绝不可,路德告诉王公贵族:宰杀疯狗是他们的天职,若不杀农民,他们就会被农民杀死,万一不幸在讨伐农民中丧生,也将成为有福的人,因为没有比这样更美好的死亡。

一个宗教改革运动竟脱变为一场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上下左右交相肆杀的血腥战争,这岂是马丁.路德始所料及。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五】

05.宗教改革者百家争鸣的现象

天主教十六世纪上半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於公 元一五一七年十月叁十一日由奥斯定会德国会士马丁.路德在威登堡首先发难後,一时风起云涌,英雄豪杰、草莽流寇各据一方,人人扛着基督福音作盾牌,为自己的理念和利益交相攻伐,整个日耳曼德语地区成了一片战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马丁.路德原来并无意制造教会内部的分裂,更无心惹起德国或德语地区的王公诸侯和庶民百姓之间的互相残杀,但看到各地民众,尤其是最受压迫的农民像暴民一样,到处焚烧掠夺後,却呼吁社会权贵用刀枪镇压起义的农民,并大肆推崇屠杀的行动。

然而,当路德看到那些权贵们心狠手辣,血洗各地之後,不禁毛骨悚然,於是在一五二五年发出和平呼吁,请求权贵们不要再那麽仗势欺人,暴虐无度,好让老百姓还有生存的馀地。对农民,路德也劝他们不要固执己见,过份要求,不要按照人的尺度,但要根据基督的精神来解决权利和正义的问题。

看来,马丁.路德的呼吁规劝似乎没有发生多大效用,因为宗教改革运动已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路德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固然是一位先知,救星或英雄,但也有很多人把他当作引火的人而已,当他划破沉默之後,每个人便我行我素,各走各的路了。的确如此,在他向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教会大胆地投出第一颗石头後,德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者,便如雨後春笋般地应运而生。这些为数众多的改革者绝大多数都是神职人员,甚至是修会的会士。他们的思想主张,一般而论,在信仰和圣经方面是和路德一致的,如果有什麽重要的歧见,那该当是彼此对圣体圣事的概念不同。

说到路德和 他同时的宗教改革者的异同,我们或许需要把路德的思想和主张略为介绍一下:

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并无意创立一个新的教会。他只不过相信要是大家都回到福音的原始精神,则教会便自动地改革。谁知道他把解释圣经的权柄交给每个人的良知去执行後,大家对圣经的注解便发生许多偏差,再加上偏激者的言论行动,迫使路德不得不对教义作个明确的说明,而且一反他过去所主张的教会不应该有世俗的外表组织形式,强调教会有起码的形式结构。

一五二九年,路德出版了大小两本要理,一时洛阳纸贵。他的要理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出发点,他认为:人深深知道自己是罪人,却在圣经中发现自己的得救原来只是凭着自己的信德而从天主那里得来的。换句话说,一切全凭天主的作为,人一无所能;行善并不能使人成义,不能使人变为好人,但一个因为相信天主而成为好人者,却能行善。人不能藉着行善而向天主邀功,因为人若没有天主,靠自己无法做好事。依次推论,敬礼圣人,大赦,许愿,发愿,以及新约圣经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圣事,都没有实际的价值。唯一有意义的,是信徒的普遍性司祭职务。教会信友团体不该有外表的组织形式,也不能拥有产业。

总而言之,路德只承认两件圣事,即洗礼和圣体,至於告解圣事,他认为那是一种谦逊的行为而已。关於圣体圣事,他称之为圣餐,但拒绝视为牺牲的祭献,可是坚决相信耶稣的确临在圣餐中。圣歌团在他看来,也是信友信仰生活中一件重要的活动。路德虽然反对教会圣统制的任何有形结构组织,不过,他以为要宣讲天主的圣训和举行圣事,总也需要有起码的组织才行。

路德强调人世间的一切权力都是从天主而来的,目的在为人服务。他既然反对在现世有任何固定具体的结构,所以也不接受当时教会拥有的权力。正因为如此,不少王公贵族受到路德的思想主张的鼓励,挟着君权神授的作风,更是不可一世,不但面对百姓高高在上,对教会也开始呼来挥去。於是,那些跟路德走的教会都成了国家的教会。

稍微谈了路德的信仰和思想主张後,我们回过头来看 路德同时的其他的改革者。就如方才提到的,这些宗教改革者路德之间的最大歧见在於对圣体圣事的看法不同,所以路德最後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断绝了关系。例如原是道明会会士的马丁.布策(MARTIN BUTZER,1491-1551)便到法国斯特拉斯堡去开创他的宗教改革天地;埃科兰帕迪奥(ECOLAMPADIO JOHANN HAUSSCHEIN,1482-1531)这个德国人文主义者则到瑞士的巴塞尔去发展他的改革运动;德国神学家奥西安德.安德烈亚斯(OSIANDER ANDERAS,1498-1552)则到德国南部纽伦堡一带推展他的宗教改革,甚至把他的运动带到北欧瑞典。

除了上面提到的主要几位之外,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 路德和加尔文鼎足而立的,便是瑞士的兹温利·胡尔德里希(ZWINGLI HULDRYCH,1484-1531)。

兹温利原是荷兰人文主义者埃拉斯莫的门徒,在瑞士格拉里斯(GLARIS)和苏黎世担任过本堂神父,一五二零年他以别於路德的方式发动宗教改革,他销毁了所有的圣像,叫所有的修会人员还俗。他反对路德还承认耶稣基督真实存在圣体内,他以为基督只是象征性地临在圣体中而已。反正任何圣事都只是纯粹的纪念性质而已,只是一种许诺,比如圣洗,它本身毫无任何效应,仅表示天主选择了某个人而已。

兹温利的宗教改革比路德还彻底,几几乎完全否认了教会原有的一切最主要的信仰道理和生活。他有意按照福音的内涵,建立一个教会,并使他的同胞脱离任何外来力量的约束。不过,兹温利也非常专制,对反对者必加以压制,那些加入他的改革教会的人,如果拒绝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必遭溺死在水中。

兹温利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瑞士西北部的苏黎世、巴塞尔和伯尔尼几个州拓展得很快,其他各洲担心改革浪潮波及,於是群起反抗,一场内战终於爆发。而兹温利则在伴同苏黎世部队的交战中丧生。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六】

06.加尔文在法国 瑞士的改教运动

十六世纪前半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除马丁·路德之外,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力,甚至青出於蓝而胜於蓝者,是让.加尔文(JEAN CAUVIN,1509-1564)。

加尔文的出现使宗教改革运动进入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发动宗教改革,而是巩固改革的结果和局面。

在宗教改革发轫之初,几几乎每位倡导改革者都是神职人员,而且是德国人,加尔文可以说是个异教徒,他既不是神职界人士,更不是德国人。他於一五零九年出生在法国北部皮喀第省(PICARDIE)的努瓦永(NOYON)地方。年青时研读了文学和法律。当他开始认真度基督信仰的生活时,便产生了改革教会的念头。

加尔文少年时代是法国佛兰西一世国王执政的时期。这位国王思想相当开放,当路德改教运动传到巴黎的时候,他还持着相当宽容的态度。可是当誓反教徒竟然把反对天主教信仰的海报传单张贴到他的宫廷大门时,他大为光火,怒发冲冠,大开杀戒,一时遭逮捕,被活活烧死的誓反教徒不计其数。这些走上刑场的人中倒也有视死如归者,他们被誓反教徒视为殉道者。

就在法国国王到处搜捕宗教异议份子时,加尔文便逃离巴黎,亡命法国各地,鼓吹宗教改革,一时,成了法国宗教改革着的神学家,为他们提供思想指导。最後,加尔文来到瑞士的巴塞尔避难,并於一五叁六年在这里用拉丁文出版了一本被加尔文教派奉为经典的着作,名叫"基督宗教的体制"(L'INSTITUTION CHRETIENNE),目的在给法国的誓反教徒提供他认为的正确教义,并维护对殉道者的纪念。

在巴塞尔居住不久,加尔文便迁居日内瓦,在这里他得到了拓展宏图的机会 空间,开始整顿社会,改善风俗。然而,由於他作法过於专制独裁,不到叁年便被轰走。於是避居法国斯特拉斯堡,在那里照顾一些遭国王追捕的宗教难民。可是两年後,日内瓦那些把他驱逐出境的人又邀请他回来。在不太情愿的状况下,加尔文以胜利者的姿态,於一五四一年又回到了日内瓦。这一住就是二十叁年,直到去世为止。

在日内瓦,加尔文开始实现他的理想,他建立了一个几乎是政教一体的城邦,这种社会模式日後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广受采用。

原则上,加尔文的宗教思想和马丁.路德非常接近,只不过他的教义更系统化,教会的外在组织也非常明确严格,这路德的看法正好大相迳庭。在信仰生活上,路德最是强调信德的作用,加尔文则把圣经和信德等量齐观。在加尔文的心中,天主是至高无上的,一切光荣都必须归於上主。人类自从原祖父母犯了原罪之後,便已堕落了,人人都应该受到惩罚,下地狱。不过,至高者天主却选择了一些人来拯救,这些被选上的人不是出於自己的努力,而是出於天主的乐意而获致永生的。於是,根据加尔文的说法,人的得救已否是天主早已注定好的。这种命中注定论是加尔文教义的基本特徵。

谈到加尔文教义,我们可以把其中最主要的,有关教会、圣洗、圣体、和教会的组织结构的思想扼要地介绍一下:

关於教会,加尔文以为:人需要外在的帮助来肯定自己的信仰,这个外在的帮助便是教会。加尔文固然也相信教会有它无形不可见的特徵,但他一开始便强调有形可见的教会。这个有形可见的教会就是地方教会团体。加尔文在他的"基督宗教的体制"这本重要着作中强调:什麽地方以纯净的思想态度来宣讲天主的话并施行圣事,那里就有真正的教会存在。

加尔文又认为:圣事是天主给我们恩宠的外在标记,它坚固了我们的信德,例如圣洗圣事就是我们的罪恶获得宽恕的标记。

关於圣体圣事,也就是誓反教所称的圣餐,加尔文的教义和路德及兹温利两人的说法不同。加尔文以为:在我们领受面饼和酒的那个时刻,基督把自己赐给了我们。

关於教会的结构形态,加尔文认为教会必须有严格的组织,否则,松散、杂乱无章,这对基督是一种不敬和侮辱,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

加尔文有关教会组织系统的概念来自圣经,以及他所研读的法律,他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着作的认识。一五四一年原先驱逐他出境的日内瓦人再度邀请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条件是要严格地组织日内瓦教会。於是他在同年所颁布的"教会人员法令"成了日内瓦教会的根基。

根据这个法令,加尔文派教会内有四个职务,依次分为牧师,学士、长老和执事。

牧师的职务在宣讲天主的圣训,教导人认识教义,警告或规劝信友的生活言行,施行圣事,若有错误的地方,则 长老和有关人士商讨改正。

学士的职务在把正确、健康的教义传授给信友,好使福音的纯净不遭到人的无知或恶意所败坏。

长老的职务在维护信友度正确的人生,如有人行为不检点,误入歧途者,则予以善言规劝,必要时可以向教会团体提出报告,以便委派人予以友爱的纠正。

执事的职务,就像古代的教会,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负责照顾穷人的生活,他们接受、分施和保存那些接济穷人的财务;另一种则在照料和医治病人,并管理穷人的食宿问题。

总之,加尔文教派的教会生活都由担任这四种职务的人在主持。他们的工作又由一个由六位牧师和十二位长老组成的一个会议来控制,这个会议的成员由政府当局选定,政府的意志交给这个会议来执行。表面看来,政权和教权是分立的,事实上两者关系密切,因为担任教会四种职务的人都直接或间接由政权来决定产生。

加尔文的作法在在要把日内瓦建立成一个基督宗教城市,国家统辖教会和民间社会一切事务。他制定了许多巨细无遗的规则控制着市民的整个生活。结果,似乎又回到中古世纪的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人因为思想不同而被判死刑,人人之间的冲突也日渐频繁。

加尔文於一五五九年在日内瓦创立了一个研究院(ACCADEMIA),课程完整,专门培养加尔文教派的传教士,一时有从各国前来研读的人。这些人对加尔文教派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而这个教派也俨然成为世界性的教会团体组织。

加尔文由於对福音的生活有他一套的主张和教育,又给现世物质生活重新赋以神学的意义,所以他可以说是一种新形式的人和新形式的文明的创始人。贷款取利在中世纪原是可耻的行为,他却予以合法化。有些历史学着因此视加尔文为资本主义的始祖。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七】

07.欧洲宗教地理的新局面

十六世纪,因着马丁.路德率先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在欧洲终於分裂成许许多多各自为政,各有自己一套神学教义和礼仪规定的教会团体。这个新的宗教地理分布状况取代了原来单纯画一的局面。但是新的地理局面要等到十七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叁十年战争"结束後,才确定清楚的疆界。新的疆界图大致可以从日耳曼 北欧,英伦叁岛,以及法国叁大区域来谈。

我们先来看日耳曼 北欧地区。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卡洛五世在位时,一直希望重新整顿帝国境内教会的合一。他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有时敦促召开一次大公会议,有时则召集各方进行友谊的讨论,有时又诉诸武力解决。但是卡洛五世的种种行动措施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安抚效果,跟随路德的人愈来愈多,其中不乏王公贵族,这些有权势的人甚至开始组织军事同盟,仍然笃信天主教的各地王侯对抗。这一切都加速了帝国内部的严重分裂,使局势急转直下,走向内战的边缘。

一五二六年,卡洛五世皇帝在斯拜尔(SPEYER)召开帝国会议,会中决定让各王公诸侯在自己的领地里面享有决定是否进行宗教改革的自由。可是叁年後,一五二九年,又在同一个地方召开另一次帝国会议,这次会议把叁年前的决定收回成命。这项新决定引起了那些选择改革路线的王侯的严重"抗议"。这个抗议行动终於成了采取改革决定以及罗马分道扬镳的那些基督信徒团体的代名词,也就是日後所称呼的"抗议教"或"誓反教"。

看到帝国境内天主教 誓反教之间的分裂越来越严重,一年後,一五叁零年,卡洛五世在奥格斯堡(AUGSBURG)又召开一次会议,希望使分裂的各方达成协议。他邀请各派别派员前往陈述自己的教义主张。路德的徒弟梅兰托内(MELANTONE,1497-1560)於是代表路德这一派的人,撰写了一份二十八个信条的陈情表作为备忘录,前往奥格斯堡发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NE DI AUGSBURG)。梅兰托内撰写的这份文件措辞相当温和和婉转,力求避免 天主教针锋相对,正面冲突。但是那二十八信条也表明了路德的基本信念。由於立场显明,这次设法挽回局势的帝国会议终告徒劳无功,而路德教派也继续扩展。

天主教除了受到路德教派的巨大冲击之外,还得面对其他衍生的枝节,例如德国明斯特(MUNSTER)地方那些主张婴儿领洗无效,成人必须重新领洗的人,他们根据新约圣经"默示录",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基督王国,在这个王国内推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多夫多妻制。

这是十六世纪前半叶德国境内的混乱局势;残酷的内战、协谈,甚至召开特里腾(TRENTO)大公会议,都没能带来教会的和平 合一。不得已,到了一五五五年,卡洛五世皇帝才和誓反教徒在奥格斯堡签署了宗教和平条约,条约承认任何王侯都有权利在自己的领地内选择自己的宗教,并勒令自己的臣民跟随他的信仰,凡拒绝接受的,可以迁徙出境。於是,"谁的王国,就得信奉谁的宗教"(CUJUSREGIO,ZIJUS RELIGIO)便成了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境内的人民选择宗教生活的基本准则,他们唯王侯马首是瞻,没有宗教自由可言。过去所从事的种种教会合一努力,到此宣告寿终正寝,宗教分裂成了定局。

在北欧地区,瑞典的王室早在一五二七年便选择了路德教派,丹麦和挪威也在一五叁七年作了同样的选择。那里的国王们为了避免造成国民的不满,於是尽量不更改原来的宗教外表礼节,只在不知不觉中散布路德的思想。这也就是为甚麽北欧誓反教在教会礼仪上,仍天主教最为相似的理由。

谈了日耳曼和北欧地区教会地理的新状况之後,我们来看看英伦叁岛的演变过程。

英国改教的原因很特殊,和路德及加尔文出於宗教的动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在欧洲大陆,路德和加尔文的改教行动在先,王侯则衡量政治利益而附和或拒绝在後。在英国,王室对宗教改革原来并没有丝毫兴趣,只因为国王亨利八世为了自己的婚姻问题,而罗马教宗决裂。

亨利八世 西班牙阿拉贡的公主加大利纳结婚已十八年,并生有一女,但他有意另娶,因此设法请求罗马教宗克莱孟七世宣布他的婚姻无效,以便重娶。但教宗认为他和加大利纳的婚姻有效,不能取消。於是恼羞成怒,要求英国坎特布里的总主教克蓝麦(CRANMER)宣布他的第一次婚姻无效。罗马教宗认为亨利八世的作法过分,令教宗无法接受,便将他开除教籍。亨利八世更为恼火。便迫使议会通过"最高权利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元首。当时多少反对亨利八世作法的人,都遭极刑,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宰相托玛斯·摩尔(THOMAS MORE,1478-1535),以及菲希尔(JOHN FISHER,1469-1535)枢机主教。这两位都被册封为圣人。这都是公元一五叁五年的事。

亨利八世在一五四七年去世,由年仅九岁的爱德华六世继任。在这时候,加尔文的思想教义开始传入英国,并藉着一五四九年英国所出版的一本"公共祈祷书"(BOOKOF COMMON PRAYER)而渗入民间。一五五二年,坎特布里的克蓝麦总主教又编辑了一本"四十二信条"的书,内容都是加尔文的教义思想。到此,亨利八世所创立的英国国教,也就是通称的圣公会,充满了加尔文教派的思想。但为了不激怒仍然怀念原来信仰方式的民众,英国国教仍然保存天主教的组织形式,即设有主教、教区和神父及本堂区的架构,外在的礼仪也大致保留。

爱德华六世在一五五叁年以弱冠之年去世,由亨利八世 元配加大利纳所生的女儿玛利亚.图德 (MARIA TUDOR,1516-1558)继位。这位叁十七岁的女王笃信天主教,试图恢复英国的信仰旧观,但采用的手段也非常严酷,凡不遵守她的命令的,都被烧死,有两百多人因此丧生。

这位被冠以"血腥的玛利亚"绰号的女王执政仅五年便去世,遗位由同父异母的伊丽莎白(ELISABETH I TUDOR,1533-1603)继承。这位女王执政四十五年,英国国教圣公会终於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她恢复爱德华六世时代所批准使用的公共祈祷书,并使议会通过叁十九个信条,作为国教的基本教义,其中大部分天主教教义相符,其他部分则属路德派或加尔文派的思想。就这样,这位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便成了英国俗世和宗教的最高统治者,凡是不追随她的国教的人,也都遭殃。

至於苏格兰,它在十六世纪时尚未合并於英格兰,是个独立王国。这个王国在加尔文的徒弟诺克司(JOHN KNOX,1505-1572)的宣传鼓吹下,终於接受了加尔文教义,牧师由人民选举,行政由牧师和长老组成的议会来执行。基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名称从此而来。

在那同一个时代,爱尔兰是隶属英国的,虽然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都软硬兼施,试图强迫爱尔兰改教,但这个岛屿的人坚决反对,他们不愿背弃天主教。但也因此,开始受到英国长期的欺压蹂躏。

继德国、北欧、英伦叁岛之後,我们来看一下法国的宗教局面。在十六世纪上半叶,法国在政治上是相当稳定和统一的国家。国王佛兰西一世原来对路德派人士相当包容,但有人过分,竟把反天主教的海报贴到王宫大门,於是国王大怒,下令捕杀誓反教徒。一时风声鹤唳,断送生命者成千上万。虽然如此,誓反教徒仍在法国许多城镇逐渐扩展,建立教堂,吸收了无数各行业的人,包括王公贵族,甚至组织政党,大有威胁王权和国家治安之势。於是天主教和誓反教之间,一场政治因素浓於宗教因素的战争终於爆发,为期将近四十年。期间最残酷的,是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发生在巴黎的"圣巴尔多禄茂屠杀"事件,躺在血泊中的有数千人。

一五八九年,属於加尔文教派亨利四世继任法国国王,但不被大多数仍信奉天主教的国民所接受,终於在一五九四年公开放弃加尔文教派,才得以进入巴黎。这位国王相当开朗,他在一五九八年签署了一道"南特谕令"(EDITTO DI NANTES),这道谕令准许国民信仰自由,任何教派人士同样可以担任公职,甚至让占少数的誓反教徒拥有自卫的军队。法国可以说在当时的欧洲开了信仰自由的先河。

最後,我们必须提一下"低地"教会的情势。昔日十六世纪所称的"低地",就是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公元一五六一年,加尔文教派的人士在这个地区宣讲他们的教义,当时统治这里的西班牙国王斐理伯二世派兵镇压,但遭到强烈反抗。一五七九年,低地北部七个省宣布独立,是为荷兰,但南部七个省仍受西班牙管辖,保存着天主教信仰,是为比利时。

到此,信奉基督的欧洲终於正式分裂为许多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政治国家,而一项"反宗教改革"的运动也在天主教内开始酝酿形成。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八】

第二章 十六、十七世纪间天主教的改革

08.天主教人士自教会内部的改革

十六世纪上半叶,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主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中部、西部和北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之际,罗马天主教内部也同时出现改革的火苗。这种火苗先是由一些修会的会士以及在俗教友燃起的,偶尔也有几位主教支持推动,但都还属教会底层的零星之火,似乎还没能形成气候。直到一五四五年保禄叁世教宗才终於排除万难,於百般艰难中,在意大利北部的特里腾(TRENTO)召开历史上着名的特里腾大公会议,讨论如何对付誓反教的威胁,以及如何推行天主教会内部的革新。大公会议虽然召开,却不知道如何能结束,经过前後十八年的波折和数年中辍,好不容易才完成这次对教会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会议。

会议虽然有许多建议,但具体上却推行的很慢,例如在法国,只有推延到十七世纪才见成效。在缓慢地推行特里腾大公会议决议过程中,教会内部还遇到无数的危机和冲突,令当时很多人为教会的前途担忧。

没有人会怀疑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由於宗教信仰的热忱和对教会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才造成了某些人发动宗教改革运动,甚至罗马天主教决裂,另起炉灶,自立门户。不过,也出於同样热爱教会,为教会前途担忧的心情,另有不少人立意在教会内部展开救亡图存,恢复生机的改革努力。这些有志之士在当时教会或社会中都不是显赫人物。例如,方济各会内部一些弟兄为了强调忠於修会原始的精神,而在一五二六年创立了一个新的修会家庭,叫作"加布遣会"(CAPPUCCINI)。另有一些热心又有学问的神父和教友在罗马团结起来,发起教会革新运动,组织了一个"神爱会"(ORATORIO DEL DIVINO AMORE),会员努力善度信仰生活,励行爱德,树立表样,刷新内修生活。

"神爱会"成立不久,便在意大利许多城市得到热烈的支持和响应,蔚为风气。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团体缺乏稳定的组织,难以对外发生影响作用,於是团体中有两个人,一个名叫加埃坦诺.蒂内(GAETANO THIENE),是位神父,另一个名叫詹爱罗.卡拉法(GIAMPIERO CARAFA),他们共同创立了"泰阿蒂尼"(TEATINI)。这个修会的目的在激起教区的神职人员度神贫、贞洁和服从的生活,就像修会会士一样,以便善尽教会的职务,作一位标准的神职人员。他们生活在教区的神职界中,自己以身作则,给其他的神职人员提供良好的榜样,让他们度更积极、更热心的生活。这就是恪守修会规律的教区神职人员团体的开端,那是一五二四年的创举。此後,最能表现这种司铎新精神生活的,应该算是西班牙的依纳爵.罗耀拉(IGNAZIO DI LOYOLA,1491-1556)在一五四零年正式成立的耶稣会。耶稣会和当时在意大利诞生的各种以革新教会为宗旨的教内团体的区别是:那些团体并没有发展到意大利以外的地区。而耶稣会则放眼全世界。

依纳爵.罗耀拉确实是天主特别召选的器皿,他於一四九一年生在西班牙北部一个良好的天主教家庭。年青时醉心於名利,想从军事这条路打天下。叁十岁那年带着一只军队抵抗法军,保卫潘普洛纳城(PAMPLONA),不幸中伤骨折,多次手术治疗,效果不佳。养伤期间觉得无聊,要求家人找些消遣性质的读物打发时间,家人给他带来了耶稣和圣人行传两本书。没想到这两本书激发他的深刻反思,到底是继续追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呢?或是步武圣人的芳踪?这场内心的交战使他最後下定决心,要摆脱世俗,追随基督,并为基督争取更多的人灵。

依纳爵自己深深知道要追随基督,光荣天主,救人的灵魂,第一个条件是要彻底革新自己的内心,於是便前往西班牙东北部着名的蒙赛拉(MONTSERRAT)本笃会圣母隐修院附近的小山洞,在那里隐居了十个月,专心祈祷,作严厉的克苦 补赎,也蒙受天主特别的光照,悟出了一套灵修的方法,这套方法他书写成书,就是鼎鼎大名的"精神操练法"通称为"神操书"(GLI ESERCIZI SPIRITUALI)。

依纳爵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创立修会,只作为个人宣讲基督的工具而已。後来他想,要使人真正得到神益,自己非读神学不可。於是循序渐进,先读拉丁文,以便读用拉丁文写成的神学;要读神学,非先读也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哲学不可。就这样,以而立之年才开始研读那些学问。最後,依纳爵赴笈巴黎,在那里又下了七年的工夫,终於完成学业。

在巴黎期间,他的圣德吸引了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他按照自己的"神操书"来指导这几位朋友锻自己。一五叁九年,依纳爵和同伴们在罗马觐见了热心改革教会的保禄叁世教宗後,便决意组成一个修会,取名"耶稣会"。他们的构想立刻获得教宗的批准,终於在一五四零年正式诞生。这个修会除了和其他修会一样,宣发神贫、守贞和服从叁个圣愿之外,还特别发了第四个圣愿,即绝对服从教宗。为此,耶稣会士们随时听任教宗指挥派遣,不愧为一只属於罗马教宗、调动灵活的福音"特遣"部队。

谈到天主教内部的革新运动时,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没有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发动宗教改革, 天主教分裂,天主教或许不会主动进行内部的革新。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在十五世纪末年和十六世纪初年时,教会内部有识之士已经在推动革新运动。也许我们可以说,马丁路德等人发动的誓反教改革运动是一服催化剂,它刺激并加速了天主教内部的革新运动。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甚麽正当德国、法国、瑞士和北欧这片广大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南欧的意大利半岛似乎未曾遭到誓反教风暴的席卷呢?比较客观的理由可以有四个:第一,罗马教宗和他的幕僚都是意大利人,所以他们没有德国人那种反对罗马的情节。再说,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摇篮,这种文化背景所孕育出来的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马丁路德所代表的德国人那种极端的悲观思想大异其趣。还有,誓反教运动在意大利严遭禁止,大家视它如洪水猛兽,如瘟疫,人人避之惟恐不及。

第二,在誓反教声势浩大,横扫中欧之际,罗马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也大力取缔誓反教份子,并处以重刑,因此,意大利境内为数极少的誓反教徒或是被捕遭极刑,或是潜入地下,再不然便流亡意大利境外。说也奇怪,意大利这些为数很有限的誓反教徒固然不喜欢罗马天主教的组织体系结构,对誓反教改革的体制也看不惯,所以他们到处流浪,好不容易在波兰找到落脚安身之地,因为当时波兰的国王斯德望.巴陶里(STEFANO BATHORY)认为:"天主为自己保留了叁件事,就是从虚无中创造宇宙天地,预知未来,以及判断人的良知"。因此,这些来自意大利的誓反教徒得以栖身避难波兰。

第叁,意大利半岛当时的居民没有像年轻的马丁路德那个时代的德国人一样,被魔鬼或地狱的思想观念折磨得那麽厉害,他们并没有神经兮兮地焦虑不安。

第四,最後一个理由是早在十五世纪末年,意大利各地已经普遍存在或大或小的教会革新运动,这些运动比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发生得早,也比特里腾大公会议的召开提前数十年,它们都是天主教内部革新的种子幼苗。例如在一五一二年五月叁日揭幕的拉特朗第五届大公会议中,就有这麽一句着名的开幕词说:"人必须受到圣洁的事的改革,而不圣洁的事要被人所改革"。

事实正是如此,十五世纪末年十六世纪初期这段期间,在天主教内部推动教会革新的人,就如创立"神爱会","泰阿蒂尼"修会,耶稣会和其他大小修会的人,无不以革新自己为革新教会的起点。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九】

09.特里腾大公会议

十五世纪下半叶,欧洲天主教会内部生活有很多俗化腐败的现象备受指责,教会中有志之士,包括神职和教友,早已酝酿改革的决心,只不过大都是零星之火,彼此没有沟通联系,无法形成气候,涓涓细流难以汇成江河。等到德国的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十月叁十一日引爆宗教改革运动之後,大家才真正感到情况的严重,於是革新教会的风气才逐渐传开 成熟。过了叁年半,一五二一年四月十八日,路德应召在"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卡洛五世面前为自己的改革行动作最後答辩时,在座的王公贵族和各有关人士异口同声呼喊:"大公会议!大公会议!"。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多麽渴望罗马教宗出面召开一次大公会议,推动教会的革新,避免教会内部的分裂。

可惜的是那几十年间的几位教宗对召开大公会议这件事都抱着迟疑的态度,再加上帝国皇帝 法国国王之间的战事频繁,阻碍了大公会议的召集。一五二二年就任的亚德里亚诺六世教宗是荷兰人,他大胆坦承教会的种种过错,但也止於此而已。他虽然怀有善意,思想改革,不幸在位仅二十个月便去世。继承亚德里亚诺六世教宗的是克莱孟七世教宗,这位教宗过分信赖政治上的合纵连横,在"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 法国国王弗兰切斯科一世发生冲突时,他竟 法国国王结盟,联合对付德国的帝国皇帝,终於招致帝国一只路德教派的兵在一五二七年攻入罗马,七天七夜大肆劫掠,纵火破坏,杀戮强暴,无所不用其极,天昏地暗,活像人间地狱。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罗马的浩劫是天主严厉的警告性惩罚。

克莱孟七世教宗有他的优点,但也有不足之处,在那动乱的时代缺乏大事改革的毅力,不敢召开大公会议,在位十一年,於公元一五叁四年去世。继承他的是保禄叁世教宗,这位教宗年青时行为有些不检点,成人後才皈依正道,并晋升神父。

保禄叁世是一位有艺术才华,又有毅力的教宗,他继位後对文艺复兴运动大加鼓励 推动,也从各地召集有名望的枢机主教组成革新教会的委员会。不过,由於许多私人的利益和野心,以及积习已久的弊端,使得教会内部的改革工作举步维艰。再说,当时的欧洲几乎全由"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卡洛五世和法国国王弗兰切斯科一世所控制,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同意和支持,召开大公会议的计画是很难实现的。

然而,这位教宗很有魄力,也善於运用外交,终於克服内外许多巨大的困难,选定了意大利北部特里腾这座大城作为召开大公会议的地点。选定这个城市也颇费周章,因为帝国皇帝一定要在帝国境内举行大公会议,而教宗则坚持在帝国境外召开。特里腾在当时隶属帝国皇帝治下,但居民全是意大利人,离意大利边界很近,教宗比较放心。於是便敲定在这里举行,时为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十叁日。

特里腾位於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美丽的山谷中,在整个欧洲来说,位置相当适中,方便各方来往。开会之前,原希望德国方面积极参与,但揭幕之日,普世教会五百位主教中竟只有叁十四位出席。随後每次会期的人数略有增加,到最後几次会议,与会主教总算增加到两百叁十七位之多,而且大都来自地中海区域,意大利地区的主教经常占总人数的四分之叁,法国的主教到了会议末期才逐渐增多。对意大利人来说,特里腾是北边陲,他们不辞劳苦,长途跋涉,赶往赴会,而德国和其他欧洲北部地区的主教和有关人士却少有人南下。

我们这些经历过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人,甚至比我们稍微早的,经历过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人,实在无法用今天这个时代的标准衡量四百五十年前特里腾大公会议的状况。今天的人对梵一或梵二大公会议的情况了解的很多,但昔日绝不是这样。参加会议的除了主教外,还有各国大使和王公贵族,会议期间也举行许多宴会、舞会,也讨论有关的特权。期间又发生过多次的瘟疫和战事,平添无数的惊扰和担忧。

大公会议的每次集会都由教宗的代表主持,但这些代表非先 教宗协商不能自作任何决定。会议曾有叁次尝试闭幕,但都没有成功。保禄叁世教宗於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在特里腾召开大公会议,直到一五四七年。然後把会议地点从特里腾南迁到意大利中北部的波洛尼亚城,但会议没有结果。这位教宗於一五四九年去世。

继承保禄叁世的朱利奥叁世(GIULIO III)又於一五五一年重新在特里腾召开大公会议,誓反教也派遣了一些代表前来参加。不料,当时的政治局势恶化,会议第二年,即一五五二年,便告中辍。这位教宗於一五五五年叁月去世,继任的马切洛二世教宗在位只叁个星期便与世长辞。继任的是保禄四世。这位教宗非常固执守旧,他确实有改革教会的决心,而且手法很强硬,但不愿从恢复大公会议这条路着手。他重整宗教裁判所,恢复这个教会法庭的运作,强力打击异端邪说,编定禁书目录,防不良思想的扩散。总之,他的作法是特里腾大公会议开幕以前那一套保守的作法,他相信权力和压力可以改良一切。可惜的是他矫枉过正,刚愎自用,虽有一片好心,但无补于事。在位四年便去世,时为一五五九年。

继任人是庇护四世,他决定恢复停顿了十年的特里腾大公会议,於一五六二年重开,并在次年,一五六叁年重开,并在次年,一五六叁年十二月四日隆重、而且圆满地结束。凡是自一五四五年以来大公会议每次集会所做的决定,与会的主教们悉数通过。大家喜泪交加,互道珍重而别。

或许大家不免要问:历经十八年坎坷之路才圆满结束的特里腾大公会议,究竟有什麽重要性的决定?从史料来看,这次大公会议的成果是空前的,因为它确定了许多过去从未明显确立的当信道理,它要求各方面的牧灵工作必须革新。大公会议所发表的许多文献都是会主教们深思熟虑的成果,例如 "成义"有关的文件, 天主和人在救恩工程中合作有关的文件等等都是。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次要的文件都带有反对誓反教的色彩,只要是誓反教主张或采行的,都遭到大公会议的谴责。例如,誓反教用通俗语言来举行礼仪,特里腾大公会议则期期以为不可。

在牧灵工作改革上,最重要的莫过於创立培养神职人员的修院;确认耶稣所建立的圣事有七件,而不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所认定的圣洗和圣体两件圣事;庇护五世教宗更颁布了罗马要理,供神职人员教导信友。这本要理沿用了四百多年,直到一九九二年才被天主教新编要理所取代。此外,这位被列入圣品的教宗也编订了罗马日课经和罗马礼仪弥撒经本,通令整个教会使用。

继庇护五世而来的额我略十叁世教宗又修订教会新历法,设立许多公学和修院,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今天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这位教宗也设立驻各国常任大使的外交制度,各国保持固定的外交关系。

额我略十叁世教宗於一五八五年去世,继任人西斯笃五世重整教会中央机构,分设十五个圣部协助教宗治理整个教会,枢机主教人数增至七十位,分派在十五个部会负责相关部门的工作。

在教会进行大整顿、大改革之际,罗马城也开始美化起来,具有成为全球天主教中心的面貌;圣伯多禄大殿的圆顶於一五九零年完成,不久之後,整座大殿和前面的圆柱大广场也竣工。公元一六零零年的圣年真是盛况空前。

保禄五世教宗更於一六一四年颁布罗马教会礼仪书,作为全球教会举行圣事礼仪的 本。

到此,天主教内部借特里腾大公会议而进行的改革已走上轨道!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十】

10.天主教的改革与反改革

天主教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公会议之一,特里腾大公会议,於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叁日召开,到一五六叁年十二月四日才结束。前後立时十八年,曾有两度设法开幕,但因人为、政治和战争等复杂因素而作罢、拖延。最後终於在庇护四世教宗手中圆满收场。

这是一个充满困难、危机丛生、责任 使命重大、令人疲惫、但意义深远、影响後世巨大的大公会议。会议虽然好不容易才结束,但为能在欧洲推行会议的决议,也得等待五十年,而且还需要靠几位男女圣贤鞠躬尽瘁,倾全力去实践宣讲。这些圣贤和真心热爱教会的人士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和十七世纪初年所推动的主要工作是杜绝教会内部贪赃枉法的现象,教育信徒,培养神职人员。在教会内部进行彻底改革的同时,又必须顾及誓反教的扩张和威胁,因此当时的教会还得大力誓反教的势力对峙,不但为保护自身,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收复失地。为了抵御外侮,教会有时甚至还得使用武力。为此,那个时代的教会对内所做的革新运动也叫作"天主教的改革",以和马丁路德及加尔文等人所发动的誓反教改革并驾齐驱,力图自救。另一方面,天主教又 誓反教对立,或采取自卫、或进行反击,只要是誓反教所推动的改革,天主教都视为反动。所以,当时天主教的这个另一种态度 行动,又被称之为"反改革"。於是,天主教的改革 反改革同时存在。当时表现这种改革反改革的精神 行动的两个代表人物是荷兰的耶稣会士彼得罗.卡尼西奥(PIERO CANISIO,1521-1597)神父和卡洛.博罗梅奥( CARLO BORROMEO,1538-1584)主教。

彼得罗.卡尼西奥神父在誓反教快速发展之後,尤其是在特里腾大公会议之後,在全欧洲,特别是在日耳曼地区到处奔走,大力推动天主教内部的革新。他又是许多王公贵族、主教、甚至是"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的顾问,所以经常为这些政治领袖们出主意,如何对付誓反教的扩张和言论。他最注重信仰教育,所以普设公学,并印行许多要理书本,受到各地民众的欢迎,一时洛阳纸贵。直到不久以前的我们这个时代,他所编的要理书竟出了五百五十版之多。这位荷兰籍的耶稣会士後来被教会册封为圣师。

比彼得罗.卡尼西奥晚生十七年的卡洛.博罗梅奥,是教会历史上一位非常出名的圣人,是特里腾大公会议决议最有力的实践者,所以也被称为特里腾大公会议的模主教。卡洛.博罗梅奥出身显贵,他的舅舅是以魄力恢复并结束特里腾大公会议的教宗庇护四世。年二十五岁,还没有当神父之前,就被封为枢机,担任教宗国的国务卿,享有富贵尊严。但这位年青人的确不同反响,因为富贵 尊荣并没有冲昏他的脑袋。一五六二年,二十四岁时,家中长兄去世,许多亲族劝他放弃教会的职位,回家结婚。不料,他采取相反的作法,决意晋升神父,一心服务教会。很快地,他被任命为主教,并辞去教宗国的崇高职位,回米兰教区担任主教。

在米兰担任总主教期间,创立多所公学和修院,培养教会人才。他又不辞辛劳,探访教区各地的堂区,看望教友,热心讲道,力图恢复修会的纪律,设立无数教育机构和慈善事业,训练告解神师,多次召集教区和教省会议。最为人所乐道的莫过於一五七六年米兰地区发生大瘟疫,博罗梅奥枢机主教以忘我的牺牲精神,到处探访、慰问病人,给他们付圣事,分施救济品,甚至变卖自己的一切,连家具和床在内,从事爱德工作。

从这位杰出的主教的卓越作为,特里腾大公会议的决议获得有力的推展;他一方面力图改革教会的内部生活,振兴教会的士气,一方面着书立说,杜绝誓反教的漫延。只可惜,积劳成疾,以四十六岁的英年早逝,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虽然如此,他的影响力已遍及整个教会。

正当荷兰的圣彼得罗.卡尼西奥和意大利的圣卡洛.博罗梅奥两位教会划时代的非凡新人物专心致力於教会的改革 反改革之际,教会的灵修生活和新修会也开始蓬勃发展。这也得力於欧洲社会普遍享有一阵比较安稳,没有战争的时期。

那时候,教会诞生了几个修会组织,最着名、对後世影响深远的,有加尔默罗女修会,加尔默罗男修会,以及祈祷会。

加尔默罗修会早在十叁世纪中叶便诞生,经过叁百多年,到了十六世纪中叶时,修会生活普遍松弛,失落原始崇高严谨的精神特徵。这时候,西班牙中部亚维拉小城中的加尔默罗女会院有一位名叫德肋撒的修女,她不忍看到会院生活松懈,缺乏严格的神修纪律,於是同几位修女离开这座会院,在一五六二年於同一座城镇创立了"重整加尔默罗隐修院"。

德肋撒修女在她的神师,加尔默罗男修会会士十字若望的指导和鼓励之下,十八年之久走遍西班牙各地,不辞辛苦,带病创立了十七座隐修院,大力改革了旧有的加尔默罗男女修会。在她的带领下,十字若望也为男修会的重整立了汗马功劳。他们两人都是灵修深湛,在祈祷中经常神魂超拔的神秘者。两人也都把神修生活经验写成专书,遗传後世。他们是教会神修的两颗巨星,是现代神修的两大鼻祖,而且也都被教会奉为圣师,他们的着作甚至被奉为西班牙的古典文学巨作。

在西班牙产生圣女德肋撒.亚威拉和圣十字若望两位圣师的同时,罗马也异军突起,出现了一位令人耳目一新的平民圣者斐理伯.涅里(FILIPPO NERI,1515-1595)。这位出身佛罗伦萨律师家庭的圣人二十叁岁时放弃了家产,来到罗马为天主服务。他服务的方式新颖,不拘小节,谈笑风生,甚至诙谐有趣,赢得社会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斐理伯.涅里用随和、平易近人的方式结识了罗马社会各阶层的人,在街头巷尾 居民交谈中,很自然地把天主的爱和讯息通传给人,也吸引人走向天主。他虽然在罗马读了哲学和神学,却因为谦逊而不愿意晋升铎品。然而,经过了十二年热心拯救人灵的工作後,在神师的催促之下,才领受了神品。

从此,斐理伯.涅里神父开始更有效地从事牧灵工作,每天上午听告解神功,热心举行弥撒圣祭;下午则把来访的人聚在一起,向他们讲述天主的事理。久而久之,前来找他的青少年越来越多,聚会的地方太小了,他便把大家带到小圣堂,以一种比较有程序的方式和他们相聚一下午。这个方式是先静默祈祷片刻,然後听他诵读一段圣经或有关的圣书,然後再解读半个小时的道理或教会历史,最後以唱圣歌和音乐消遣作结束。这样一套有系统的教育和牧灵方法,成了日後着名的广为教会采用的"祈祷会"(L'ORATORIO)的来源。

斐理伯.涅里神父原来想到印度传教,不料在罗马一待就是半个世纪,成了不折不扣的罗马的宗徒,获得了上自教宗、枢机、社会显贵,下至贩夫走卒一致的爱戴,不愧为十六世纪教会最具实效的革新家。

举出了上面几位特殊而杰出的划时代教会革新人物,也可以反应出在十六世纪教会感受空前的震撼的世代,教会内有多少有志和充满圣德的男女专心致力於教会内部的革新和创造新的活力。以修会来说,那个时代负责修会生活的人无不战战兢兢地领导修会发展,例如在一六零零年,耶稣会士人数已达一万,五十多年後的一六五零年,又增加到一万五千人。方济各"加布遣"会在十七世纪初年已有两万会士。可见修会生活多麽旺盛。

不过,弃家修道的人多,也无形中产生一些副作用,例如那个时代的西班牙,神职人员和军人是男人最好的出路,一时神职人员大增,高达二十万之众,社会上许多工作无人问津。再者,修会会院越来越多,欧洲许多城市中的教会房地产大增,给市政当局带来不少困扰。

无论如何,天主教会经过特里腾大公会议之後,面目焕然一新,直到梵二大公会议之前没有重大改变,将近四百五十年之久教会内部结构日益巩固,形象日渐显明,教宗作为教会领袖的地位不再动摇,而整个教会对过去的历史也以比较心平气和的态度来接纳。我们可以说现代的天主教会从特里腾大公会议後正式诞生。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十一】

11.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政治局势

十六世纪的欧洲历经宗教改革运动和相关的大小战争之後,各地的君王权力大增,有权决定自己的臣民的宗教信仰。这些君王应该知道决定本国所崇奉的宗教信仰是一回事,而宗教本身超越俗务和政治又是一回事。但是绝大多数的君王们,不管是天主教徒或誓反教徒,都有意无意地也想成为自己王国内的宗教领袖,他们干预教会内部的事务,要求宗教为政治利益服务,即使自己的作法自相矛盾,也在所不惜。举个例子说:法国国王原是天主教徒,但是为了对抗同为信奉天主教,而且以维护天主教为己任的"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和西班牙国王,竟不惜 改信誓反教的王公诸侯联盟,甚至 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勾结。可是在这同时,法国境内的誓反教徒却不断地遭受国王的压迫。

我们可以把上面提到的法国例子说的更具体一点:一六一八年欧洲发生了一场极为着名的"叁十年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 ,1578-1637)一心一意要使帝国内的各邦国都恢复天主教信仰,使帝国的信仰一致。由於他拒绝给波希米亚境内的誓反教徒某些特权 让步,导致誓反教徒的反抗。他派兵镇压不成,引爆了战事。战争初期,皇帝节节胜利,一六二九年,他颁布法令,要求自一五五二年以後帝国内部天主教徒遭充公的产业悉数归还。这一道命令更引起誓反教徒的不满,他们纷纷天主教的法国国王及誓反教的瑞典国王结盟,以对抗帝国皇帝。於是战争扩展到全欧洲。

这场战争原本就不全是宗教性质,到此更成了政治性的交相攻伐。最後演变成法国和奥斯堡王朝双方的欧洲争霸战。经过当时教宗的斡旋调解,双方终於在一六四八年在德国的西发利亚(WESTFALIA)签订了和约。誓反教徒仍然保持他们在一六一八年战事发生之前所拥有的一切,而加尔文教派也在帝国境内获得正式的承认。在政治上,"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终於分裂成叁百四十叁个独立小邦,帝国只成了虚名而已。每个小邦国的臣民依然必须信奉君王的宗教,而君王也有改革国内宗教的权利。换句话说,每个王公都成了真正的宗教独裁。当时的教宗依诺增爵十世对西发利亚条约中有关宗教的条文表示抗议,认为这些条文不道德,相反宗教的精神原则。无奈,这时的教宗已在国际政治上不再具有影响力了。

欧洲大陆的叁十年战争似乎没有波及英伦叁岛,即使有,影响也不大。当时的英国政府继续不断的迫害天主教徒和誓反教徒中拒绝接受国教圣公会传统礼节的异议人士。这些异议人士中的第一批,於一六二零年乘着"五月花"帆船漂洋过海,前往北美度他们的信仰生活。此後,陆陆续续有异议人士到北美寻觅他们的福地。他们便是後人所称呼的"清教徒"。

当清教徒一批一批地移民到北美之际,英国国王卡洛一世和他的国会交恶,导致誓反教异议人士在国会议员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的领导之下, 卡洛一世作战,并战胜国王的军队,将国王处死。克伦威尔得胜後,自己也俨然变成一个独裁者,甚至以圣经之名,把爱尔兰不愿放弃天主教信仰的人都宰杀了。

克伦威尔的专制独裁并没能长久维持下去,他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在一六五八年继位後,不到两年,英国王室便复辟了。虽然如此,天主教徒在英国的命运并没有改变。一六七叁年,国会甚至通过法令(TEST ACT),强迫任何一位愿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宣誓反对天主教。一六一八年,爱尔兰天主教阿玛首席教区的总主教竟遭国王处以绞刑。由此看来,十七世纪天主教在英伦叁岛的命运也是相当坚困的。

不过,全面看起来,十七世纪的欧洲虽然在政治的演变之下天主教和誓反教人士经常处在对立之中,但是因为宗教改革的风波已经逐渐远去,宗教信仰本身已不再是国家或人民之间的冲突基本原因,顶多仅是政治利益争逐的借口而已。於是有些人士有了冷静反省的时间,他们不禁为教会的分裂而痛苦,并立意为教会的合一而奔走。其中最有名的不外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这位饱学之士周游欧洲列国,为教会的合一呼吁。他曾和当时天主教及誓反教有名望的人士接触交往,并在一六八叁年草拟了一份"有关基督信徒大结合的规则"。只可惜,莱布尼兹和别人在教会的观念上不一致,致使合一的努力触礁。此後,直到十九世纪末叶,再也没出现过比较有影响力的教会大公合一的运动了。

以上所谈的,大都是限於西欧和中欧地区的天主教和誓反教的状况。但我们不能忘记在东欧那片广大地区仍有许多信仰基督的人,他们在十七世纪也有宗教的沧桑。

东欧几乎全是东正教的世界。十七世纪那时的东正教大致分布在叁个政治地理环境之下,即波兰王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奥托曼帝国。生活在这片广大地区的东正教徒固然有心意保持信仰和礼仪上的共融,但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困难阻碍心意的实现。

波兰天主教徒一向努力设法把王国内部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引回罗马天主教。於是乌克兰地区的东正教徒於一五九六年在布雷斯特签署协定,归属罗马,但仍保持自己的传统信仰礼俗。

至於俄罗斯境内,十七世纪中叶莫斯科东正教宗主教尼孔(NIKON)着手改革俄罗斯境内东正教的某些礼俗,以便和东正教世界中其他地区的礼俗更为一致。不料,尼孔宗主教的改革遭到数百万老教徒的反对。这些反对者在他们的领导人彼得罗维奇.阿瓦昆(PETROVICH AVVAKUM,1620-1682)率领之下, 莫斯科东正教决裂。这项强硬的反抗行为竟导致彼得罗维奇.阿瓦昆被处以火刑。虽然如此,这项分裂至今仍未缝合。

在十七世纪那个时代,由於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托曼帝国进犯巴尔干半岛和中东欧一带,所以这片广大地区的基督宗教教育学术机构都消失了,而俄罗斯帝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当落後,所以整个这片东正教世界的宗教领导人士大都在西欧受教育。因此他们都受到誓反教或特里腾大公会议以後的天主教教义的薰陶。就因为受薰陶的背景有别,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信徒之间就难免发生教义上的重大冲突。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最後我们也得谈一下十七世纪信仰基督的欧洲所面对的外来严重威胁,即奥托曼土耳其的西进。一五七一年庇护五世教宗联盟威尼斯和西班牙两国,共同组成一只舰队,在希腊的雷班托海湾(LEPANTO) 土耳其人舰队决战,大获全胜。庇护五世这位日後被列入圣品的教宗把海战胜利归功於圣母的转求,因此制定十月七日为玫瑰经圣母瞻礼。於是玫瑰经祈祷大为广扬。

然而,海上战役的胜利并没有解决原先的问题,因为土耳其人仍旧侵袭希腊各岛屿,并在陆地上威胁波兰南部和奥地利各邦。於是依诺增爵十一世教宗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设法欧洲国家缔结联盟,并提供主要经费,以抵抗土耳其人。一六八叁年九月十二日,波兰国王亚诺什.索别斯基叁世率领波兰和"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联军,为遭土耳其人围困的维也纳解围。一时士气大振,乘胜追击,大举反攻,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等重要城市相继收复。东欧各国基督信徒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心情快慰之馀,大肆发展艺术。当时流行的"巴洛克"风格艺术一时蔚为风气,在整个东欧地区成为宠儿。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十二】

第二章 十六、十七世纪间天主教的改革

12.十七世纪初法国天主教圣贤辈出

十七世纪初叶欧洲天主教呈现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局面:一方面是因誓反教改革所造成的痛苦分裂局面已渐渐定型,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中叶特里腾大公会议的决议已在许多国家中,尤其是在没有遭到誓反教改革运动严重波及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获得相当客观的推行。法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而特殊,政治因素常介入教会的事务,国王利用教会来寻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对特里腾大公会议的决议迟迟不予以推行。法国主教们不得已,在一六一五年决定执行特里腾大公会议的决议,这离大公会议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如此,主教们这一抉择却给法国,乃至日後的世界带来了莫可限量的益处。当时的主教们普遍着手推行牧灵改革,行动遍及教友生活各层面。在那个时代,法国又出现许多位非凡卓越的神修大师,他们阐精竭力,改革司铎生活和培育方式,造就了一批一批拥有新精神、新见识的神职人员。而这些新的神职人员又去大力革新教友大众的信仰生活。

一五六七年,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区的萨沃亚独立地区 ,出生了一个名叫方济各.撒肋爵的男孩。他家世显贵,父亲希望他读法律并从政。但他却选择了神职。晋铎後几个月,便志愿前往瑞士日内瓦湖一带"加尔文"教派兴盛的地方传教。他匹马单枪,一人在誓反教的世界中惨淡经营天主的田园,凭着惊人的毅力、勇气和耐心,把那一带的加尔文教派信徒又领回天主教的怀抱。

一六零二年,方济各.撒肋爵神父被任命为日内瓦的主教。他效法比他年长叁十岁的米兰总主教圣卡洛.博罗梅奥的处事为人,对教友、神职和修会会士的灵修生活发生极大的影响。他有两本着名的神修书籍,一本名叫"入道之门"(L'INCONTRODUCTION A LA VIE DEVOTE),另一本叫"爱主论"(FILOTEA)。在这两本神修巨着中强调:任何人,不论是神职、会士、在俗教友,也不论从事那个行业,都可以,也应该在自己的社会生活状况环境中成圣。他的话特别是为一般在俗教友而说的,因为当时的人以为成圣是修道出家人的事。这位圣人是最早提倡教友神修的人之一。他的见解和加尔文教派的思想相似。他为人乐观进取,讲道平易近人,充满福音的风格,广受大众的欢迎,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天主教的人文主义者。在他看来,人生任何一条道路,士、农工、商,都是成圣道路。

继圣方济各.撒肋爵主教之後,法国出现了几位致力於改造现有的,并培植新一代神职人员素质的教会重要人物。他们都是圣方济各.撒肋爵同时代的人。

最早的一位是贝吕勒(PIERRE DE BERULLE,1575-1629)神父。他先在一位贵妇阿卡里埃(ACARIE)的协助之下,把重整的"加尔默洛"会引进法国。这位神父深深知道司铎职位的崇高,因此对很多不称职的司铎痛心疾首。为了挽救弊端,他创立了"祈祷会"(ORATORIO),一方面为向耶稣的司祭职务表示敬意,另一方面也为恢复司铎的神圣身份。祈祷会的神父们就像一般的教区神职人员一样,并不矢发其他任何圣愿,只专心一致善度司铎的生活,为教区主教效劳。

贝吕勒神父有一位神子,就是鼎鼎大名的圣味增爵(ST.VICENT DE PAUL,1581-1660)。这位大圣人在公元一五八一年生於法国南部一个小乡村,小时候为父亲放羊,但父亲看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便鼓励他走神职的路,因为这条路是平民百姓跻身上层社会最妥当的途径。味增爵不负他父亲的期望,当了神父,为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打通了路。他到叁十岁时,好像对功名利禄比对进德修业更为关心。叁十岁那年竟作了法国王后的家庭神师,简直是平步青云,达到了过去一心一意所追求的。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贝吕勒神父,受到很大的启发。

味增爵神父曾在乡下作本堂神父,他深深体验到农村百姓对宗教信仰生活的无知和缺乏照顾,於是心生有计画地向乡下老百姓宣讲道理的愿望。他先召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人从事向乡下人讲道的工作,後来人数渐多,终於有人把巴黎中心区一座广大的宅院赠送给他,作为工作活动之用。这座大楼房原是一所癞病院,人们称之为"圣拉匝禄院",因为拉匝禄是福音中"贫苦的癞病人。由於圣拉匝禄院是味增爵神父日後创立的遣使会的发祥地,所以这个修会的会士也有"拉匝禄会士"(LAZZARISTI)的别称。

味增爵神父有了圣拉匝禄院广阔的地方工作後,志同道合人数增加得很快。於是他给他们定了生活的规矩和目标,就是先圣化自己,然後才去向穷苦的人,尤其是乡下的穷人宣讲福音。然而,为能广泛推行这种使命,味增爵神父认为更需要从根本做起,就是给一般神职人员进行再教育,甚至建立修院,妥善栽培未来的神父。从此,管理修院便成了味增爵神父所创立的遣使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当然,没有人会忘记味增爵神父一手创立的,名满天下的仁爱女修会,这个女修会以从事慈善工作,扶助贫苦为宗旨,也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不闭门独居隐修,而以出外,抛头露面,服务社会大众的女修会。这是一个不同反响,划时代的革新创举,因为到那个时代为止,修女们世俗接触是不可思议的事。

追随圣味增爵致力於整顿神职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是奥利耶神父(JEAN-JACQUEES OLIER,1608-1657)。他原来和当时大部分神职人员一样,视神职为进身之阶。奥利耶晋升神父之初,生活相当腐化。幸逢味增爵和贝吕勒两位神父的感召,才走上修德之业的道路。他同样认为陶冶有志晋铎的人和建立修院为当务之急。但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神父,非要有良好的师资不可。因此,奥利耶神父在他所陶冶的神职中,选拔了最优秀的予以特殊训练,准备作修院的教师。他在巴黎任圣苏比斯本堂神父,便在这里设立了他的第一座修院。也因此,他所创立的,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宗旨的司铎团体,就称为"苏比斯"会。

在这法国圣人辈出的时代,另有一位杰出的教会革新人物,若望.欧德(GIOVANNI EUDES,1601-1680)。他原是一位教友讲道员,但富有天才,吸引了很多听众。他像圣味增爵一样,深深感到民众最需要的,莫过於善良的神职牧人。所以他也创立了一个修会团体,为在修院中培养良好的神职人员,并从事宣讲福音。

圣若望.欧德尤其致力於推行敬礼耶稣圣心的活动。这项活动又经由圣女玛加利大的推广,更在整个教会中受到普遍的重视奉行。

总之,经由十七世纪这几位法国杰出圣贤的努力推广修院教育,终於培养出新一代的神职人员,以应新时代的需要。这种修院教育制度逐渐定型,新的神职人员也获得比较一致的定期培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修院和所接触到的司铎,都是十七世纪所发展出来的教育方式的成果:神父们的衣着和生活方式都和一般世俗教友有别,他们每天以举行弥撒圣祭作为一日生活的中心,每天定时祈祷念日课,以作为司铎灵修生活的食粮,他们也都知道自己负有牧灵的职责,不以世俗的功名利禄为追求的目标,并努力引导教友在建设现世的生活之际,不要忘记了一切都以永生为归宿。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十叁】

13.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政治局势

十六世纪誓反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天主教的相应措施,即召开特里腾大公会议,实在是向所有的基督信徒普遍展开深入传播福音的起点。到了十七世纪,一般而论,神职人员大致已经受到比较良好正规的培育,而在俗教友也比较具备相当的条件,足以推行全面和深入的信仰生活革新。

一六零叁年巴黎教友组织了一个团体协会,名叫"圣体会",他们愿意提高教友信仰生活的素质,使教友的宗教观念和情愫社会上那些少数的菁英的信仰方式相同。为了达到这个理想,他们必得设法把那些承袭自中古黑暗时代的民间宗教习俗净化一番。例如当时一般教友的信仰方式仍然参杂着不少自然宗教的成份,很多人把教会的圣事当作具有魔术效力的行为来看待,这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福音精神相悖。由於社会大众的教育水准很低,神职人员的素质也很差,所以信仰生活相当不纯正,魔鬼的干扰也非常活跃。等到神职和教友的信仰大为净化,知识程度也提高之後,魔鬼作祟的行动也就不那麽嚣张了。这时候的主教、神父和热心教友在民间社会当局的鼓励支持之下,努力设法使民众的基督信仰不再流於民俗或迷信的层面,而是深入植根在心灵中,并且确实遵守基督福音的伦理道德生活规,划清宗教神圣和民俗风尚之间的界限,确立神圣庄严的礼仪,并激发全体信友实际参与。

上面提到的在巴黎诞生的教友组织"圣体会",只是十七世纪教友信仰生活自觉的一个实例而已,其他当然还有不少。类似的组织或社团对当时的神父会士们的传教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助力,使得当时教会杰出的人物所推行的理想终得以实现,并大展宏图。圣味增爵要是没有得到"圣体会"的鼎力协助,他的社会慈善事业恐怕也无法推展得那麽快。

在推行和普及公教教育方面,十七世纪教会男女修会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比方说:"往见会"和"乌苏拉会"的修女们对女子教育的提倡有极大的贡献,"耶稣会"和"祈祷会"也开设许多公学,教育青少年,清寒家庭子弟可以减免学费。此外,许许多多的本堂区也相继开办免费学校,嘉惠教友家庭子女。但这种学校素质比较低。

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兰斯地方有一位富有的神父,名叫若翰.撒莱(JEAN-BAPTISTE DE LA SALLE,1651-1719),他有鉴於本堂区所创办的学校素质低的原因是缺乏良好的师资和教学方法,於是兴起补救这种缺陷的意念。他变卖了一切财产,把所得的款项作为基金,召集了一批有志献身教育民众子弟的青年,给以相当的培训,以便从事普及教育工作。这也是师 学校教育的滥觞。这些立志献身普通教育的青年,为能专心致力於教育工作,所以不愿领受圣秩神品,终身只作个无品级的修士。这就是今天享有盛名的"基督学校兄弟会"(I FRATELLI DELLE SCUOLE CRISTIANE)的起源。这一批批新出炉,受到适当训练的老师,以各国本地的语言教学,而不采行一惯使用的拉丁语,所以一般平民百姓的孩子都乐意读书,也因此,这种新的教育方式和师资倍受欢迎,成果也立竿见影。我们不能不说圣若翰.撒莱是一位时代的教育先知,他所创立的"基督学校兄弟会"确实普遍提高了一般国民教友的知识文化水准,对教友的心灵改革大有裨益。

过去我们曾经提到马丁.路德是个有罪恶压抑感的人,他精神脆弱暴躁,心中始终找不到平安,因为他认为天主是个严厉苛刻,铁面无私,冷酷无情的判官。马丁.路德的这种心里是当时大多数人,尤其是日耳曼地区的人的典型代表。

马丁.路德同时代,但比他年轻二十六岁的加尔文更认定人的得救 否,天主早已预定好了。加尔文这种思想更令时人恐怖。比加尔文晚生七十六年的比利时伊普尔 (YPRES)教区的主教杨森(JANSENIUS,1585-1638),他一方面很推崇圣奥思定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把圣人的某些信仰感受加以夸大渲染,强调人类早已被原罪彻底败坏无疑,无法自救。杨森以为:天主虽然把圣宠给每个人,但并非人人都能因此而得救,对那些注定要得救的人,天主赐给他们不可抗拒的圣宠,对那些注定要丧亡的人,无论如何总救不了。杨森为他的立论解释说:对天主的选择,谁也不能置评,某些人得救,纯粹是出於天主的仁慈,某些人无法得救,是天主的公义,因为天主并不欠缺人什麽。

杨森这位十六、十七世纪之间的比利时的主教的个人主张,和加尔文的思想很接近,令人感到天主是个无法理喻,叫人既恐惧又厌恶的冷酷法官。这种思想主张不会激发人钦崇爱慕天主,也不会鼓舞人积极向善,缔造一个和睦友爱的世界。

正当这种错误的思想弥漫笼罩欧洲许多地方之际,法国出现了一位教会大革新家圣若望.欧德(GIOVANNI EUDES,1601-1680),他除了大力推动培植良好且适合时代需要的神职人员之外,更为由来已久的对耶稣圣心的敬礼确立了神学基础,并正式予以广扬。

虽然如此,这项敬礼在当初发展得不快。直到当时法国"往见会"一位平凡无奇的修女(MARGHERITA MARIA ALACOQUE,1647-1690),在一六七叁年到一六七五年之间,叁次蒙耶稣显现後,才有了转机。在显现中,耶稣让玛加利大修女看到自己的心,并告诉她说:「看这颗心多麽爱世人!」 。耶稣又向她表示:他对世人的爱所得到的酬报竟是冷酷无情。於是便将传扬圣心的敬礼这项使命交给她去推动。

虽然如此,在起初玛加利大修女的话并没有人当作一回事,她修会的长上甚至以为她精神不正常。她在生前并没有看到自己阐精竭力传扬敬礼耶稣圣心的成果。然而,她已经为此播下了种子,为十五、十六、十七世纪的人对天主的看法和他们天主的关系奠定了革新的基础,使那个时代的教内人士,尤其是在俗教友,不再把天主当作冷酷严峻的判官,而是为了爱世人而无所不牺牲的慈父来孝敬。这在杨森异端困扰和危害十七世纪末叶的欧洲之际,确实是一剂良药。

玛利亚.玛加利大修女於一六九零年去世,享年四十叁岁。她死後一百六十六年,也就是一八五六年,庇护九世教宗才通令普世教会敬礼耶稣圣心。又过了八年,也就是一八六四年,同一位教宗才把玛加利大修女列为真福。又过了五十六年,本笃十五世教宗终於把她列入圣品。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十四】

14.教会内部的新冲突和新危机

十六世纪中叶天主教在意大利北部特里腾城召开的大公会议,是教会进行空前大改革,走入现代的里程碑。促使教会进行大改革的因素很多,但最显明的近因该是德国马丁.路德所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因此所产生的继东正教之後,教会内部的第二次大分裂。

然而历时十八年,中辍了两次的特里腾大公会议,虽然经过百般的挫折,终得以圆满结束,但这次大公会议并没有解决宗教改革运动所引发的各种神学问题。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继续存在,於是争论也在教会内延续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科学有了新的进展和发现,尤其在天文物理学方面有了惊人的突破。这些突破 教会传统的圣经观念有了重大的出入。於是传统的圣经神学思想开始受到科学新知的挑战,而新的冲突和危机终於无可避免地爆发了。

那些曾在特里腾大公会议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神学家们,如今都在教会内形成了一股新的势力,新的神学潮流,以护教为己任,以誓反教的思想为反驳的对象,凡是不利於教会传统的思想学说或风尚,都在打击之列。那个时期,正逢天文科学有了革命性的发现,对教会旧有的以圣经文字叙述为根据的宇宙观念产生了空前的冲击。所以,这些新的天文科学观念和理论很自然地也成了那些神学家口诛笔伐的对象。这些神学家中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圣罗伯托.贝拉尔米诺(ST.ROBERTO BELLARMINO,1542-1621)。这位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一九二叁年)被庇护十一世教宗列入圣品,又在一九叁一年被同一位教宗宣布为教会圣师的耶稣会士,当时在罗马是誓反教争辩的掌门人,他曾参与了两个西方历史和教会历史上的重大宣判案件:一项是判决意大利哲学家 天文学家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为异端者,并处以火刑,因为他维护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COPERNICO)的自然哲学思想。另一项则是宣判意大利物理和天文学家加利略的"太阳为世界中心论"为异端。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触到核心问题和核心人物。特里腾大公会议之後,在罗马以驳斥誓反教为己任的神学家们,以圣罗伯托.贝拉尔米诺为主将。他们反驳誓反教外部的问题,但是驳斥或审判自然科学家的理论和新发现,则是教会内部非常重要细腻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科学家本身就是神职人员或良好的教友时,更非同小可。不幸的是,所发生的事正是如此,因为哥白尼是波兰的神职人员,而加利略则是热心教友,他的女儿是位修女。

哥白尼(NIKOLAJ KOPERNIK,1473-1543)是一位神父,一四九六年二十叁岁时来意大利中北部的波洛尼亚、帕多瓦和费拉拉几个名城的大学研究数学、天文学、法律和医学,但对天文学的兴趣更大,也更有成就。直到一五零七年一直研究天体的运行,并形成了他的"太阳中心理论"。一五四叁年他去世之前,曾发表"天体运行革命"一书,并把这部伟大的革命性创作献给当时的教宗保禄叁世。

我们知道在哥白尼创立太阳为世界的中心理论之前,世界和教会都遵奉第二世纪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的学说,认为地球为宇宙的中心,地球固定不动,其他的星宿都环绕着地球运行。现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学说把一千叁百年来的传统观念都打翻了,这不得不令当时所有的人震惊。哥白尼以为:不是太阳环绕着地球运转,而是地球一方面自转,而且也环绕着太阳运行。

事过了五十多年,来自意大利比萨的物理和天文学家加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以及来自意大利南部诺拉,曾为道明会会士的哲学 文学家焦尔达诺.布鲁诺,两人再度肯定并主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时,罗马受到空前的震撼。为什麽呢?因为罗马的神学家们,其实誓反教的神学家们也一样,他们一致认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学说和圣经所肯定的话背道而驰。

旧约圣经"训道篇"(QOHELET)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仍然常在。太阳升起,太阳下落,匆匆赶回原处,从新再升」。旧约圣经"若稣厄书"第十章第十二、十叁节更记载说:「上主将阿摩黎人交於以色列子民的那一天,若稣厄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对上主说:太阳!停在基贝红!月亮!停在阿雅隆谷!太阳果然停住,月亮站住不动,直到百姓报复了自己的仇敌。这事岂不是记载在"义士书"上了吗?太阳停在空中,没急速下落,约有一整天」。

上面引出来的两段旧约圣经文字,是十六、十七世纪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们驳辩哥白尼、反驳焦尔达诺.布鲁诺 加利略,并定他们的罪的主要论据。当焦尔达诺.布鲁诺於一六零零年被判以火刑烧死的时候,哥白尼早已去世五十七年了。他的审判案件拖了七年之久,最後的判决是他从哥白尼学说所归纳出来的结论远离了基督信仰。过了几年,加利略这位笃信天主的科学家大胆地说:在圣经内,天主圣神的旨意不在指出天体是怎样运行的,而在告诉人怎麽升天堂。

无论如何,加利略的学说在一六一六年首次遭处罚,他的太阳为地球中心论和地球自转论被判断为错误的思想。加利略屈服了,哥白尼的书也被查禁了。可是十六年後,一六叁二年,加利略写了一本"世界最大体系对话"的书,再次拥护哥白尼的学说,也因此,一年後又遭提审判决,命令他跪地公开认错,随即予以监禁。其实,那是居家遭软禁。他先住在朋友家,後又迁到佛罗伦撒附近自己的别墅里,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九年後,一六四二年死在别墅里。从此,教会科学界之间的误解和对立日渐加剧,造成後世的人以为天主教会反对科学这种不幸的观念。

这种不幸的误解和观念持续了叁百多年,期间教会和世俗的科学界的关系并不良好,更谈不上彼此的密切合作。虽然如此,教会并没有放弃客观方面的自然科学研究,它虽然世俗科学家少有往来,但自己却也不忘在自然科学上下工夫。叁十多年前结束的梵二大公会议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承认科学应有独立自主研究的领域,也承认历史上由於偶然的原因,而造成了文化基督信仰培育之间的冲突。

一九七九年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向宗座科学院说:必须重新审察加利略的案件,务使这位意大利伟大的科学家获得应有的平反。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十五】

15.杨森异端

十六世纪因宗教改革运动导致教会分裂之後,天主教会内部所发生的最严重的异端该数"杨森"异端了(GIANSENISMO)。所幸,这个异端只在教会内部制造了一些纷扰,没有造成真正的分裂,顶多是极少部分的人至今仍然坚持昔日杨森的思想而已。虽然如此,这个异端还是值得我们了解一下,因为异端的中心思想很微妙,任何时代的人都可能引发同样的疑问。这个疑问就是:圣宠和人的自由这两件事在人的得救上各占有什麽份量?换句话说:人的得救,获享永生,到底完全得力於天主白白赐给人的圣宠神恩呢?或是人的自由意志努力行善立功也有助於人的获得救恩呢?

这个问题乍看起来没有什麽重要性,尤其对一般人来说,不显出它的特殊价值。其实,从教会和训导来看,这是牵涉到神学和哲学的核心问题,非同小可。理由在於:如果人的永远得救完全取决於天主所赐的圣宠,则人在现世今生的努力修德、行善、立功便毫无意义。反过来说,要是人必须努力修德、行善、立功,才能获得永生,则天主藉着圣子耶稣基督的受难和牺牲而为人类赢得功劳,就不是教会所强调的具有无限的价值。

从这个简要的说明,我们马上看到问题的微妙和极端重要性。杨森异端所引发的就是教会信仰上的这个关键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来自宗教改革运动所引发的神学争论。过去我们曾经谈过马丁.路德主张"信德使人成义"的理论,他以为人的永远得救完全在乎人对基督的信仰,而不在乎人类自己的努力,因为人已经因为原罪而完全腐败,根本没有能力行善立功,恢复自己的义人身份。但是人只要信赖基督,则基督必定赐给人得救的圣宠。

比马丁.路德小二十六岁的加尔文则更彻底地以为:人的永远得救 否,天主早已经注定好了,人即使努力,也改变不了天主原来的决定。

由此,我们看到杨森异端的思想实在和马丁.路德及加尔文两人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杨森异端是怎麽发迹的呢?十六世纪中叶,比利时鲁汶(LOUVAIN)大学神学教授巴尤斯(BAIUS,1513-1589)把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誓反教所提出来讨论,但已获得特里腾大公会议裁定的问题,又掀起来。这个问题是天主给人的圣宠和人的自由意志这两个力量在人是否得救这件事上所发生的作用。当时誓反教主张人的得救完全在乎天主的圣宠,人的意志发生不了作用。但是特里腾大公会议裁定说:人为了得救所立的功劳,是天主的圣宠和人的自由意志共同合作的成果。鲁汶大学巴尤斯教授旧事重提,主张人的得救完全得力於天主的圣宠,而且人是否得救,天主早已预定好了。巴尤斯这位神学教授的理论和加尔文的思想很相似。他的理论曾在一五六七年和一五七九年两度被罗马宣判为错误。巴尤斯虽然也接受罗马的宣判,但他的思想已渗透到比利时的神学界中了。巴尤斯这位神学教授的理论和加尔文的思想很相似。他的理论曾在一五六七年和一五七九年两度被罗马宣判为错误。巴尤斯虽然也接受罗马的宣判,但他的思想已渗透到比利时的神学界中了。

没料到巴尤斯死後五十年,比利时伊普尔(YPRES)教区主教杨森(JANSEN,1585-1638)在他死後两年才出版的一本名叫"奥思定"(AUGUSTINUS)拉丁文巨着中,又再次提出巴尤斯曾经理论过的老问题。杨森主教特意强调奥思定的某些思想,主张人已经被原罪彻底破坏无遗,无可救药。他以为:天主固然把圣宠赐给每个人,但并非人人都能得救。对那些天主早已注定要拯救的人,天主会赐给他们无法抗拒的圣宠;对那些天主不愿拯救的人,无论他们作什麽,总也无法得救。杨森还认为:对天主的抉择,我们不能置评;天主所拯救的,纯粹出於他的仁慈;天主所惩罚的,是基於他的公义,因为天主不欠人什麽。

杨森的这种思想使教会成为一种恐怖的信仰,天主成了严厉的法官,而不是爱人的救世主。从他的思想可以归纳出两个基本的错误:一个是他否定了有自由意志来行善避恶,以争取到永生;另一个是他断定天主不愿意人人得救,所以耶稣也不是为拯救全人类而牺牲自己。

正因为这些基本上的错误,所以乌尔巴诺八世教宗在一六四二年把杨森死後两年才出版的书刊列为禁书。这本取名"奥思定"的书是遭禁止了,但是反对和拥护杨森思想的人却继续不断地争论其中的是非。反对派者以耶稣会士居多,也最剧烈,这些人士把杨森的思想归纳为五点理论,呈进罗马。一六五叁年依诺增爵十世教宗把杨森的思想理论判为异端。支持杨森思想的人以为教宗宣判的五点异端是对的,但他们认为这五点思想并不存在杨森的理论中。当时极为着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巴斯葛(BLAISE PASCAL,1623-1662)甚至挺身而出,为杨森思想辩护,指责耶稣会士的道德观念过於松弛。

此後几十年,杨森异端处在经常遭处罚的状况中,而异端的支持者也无意公开进行论战,他们表面上都屈服,接受谴责,但心中都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事件也就如此平息下来。

不料,十七世纪末叶,法国祈祷会(ORATORIO)会士凯内尔(PASUIER QUESNEL,1634-1719)出版了一本名叫"对新约圣经的道德反省"的书。在这本书内,杨森的思想又死灰复燃。这种思想的拥护者又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对者,导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在一七零九年令人摧毁杨森思想的大本营,离巴黎不远的罗亚尔港(PORT-ROYAL)的熙笃会女隐修院,并把不少杨森异端者加以逮捕下狱。这些异端者的领袖们不得已避难荷兰,在那里的乌特勒支(UTERCHT)找到安身之处,自己形成一个自认为是唯一真正的天主教会的小团体。至於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他又催促当时的克莱孟十一世教宗一七一叁年发布一道名叫"天主唯一圣子"的谕令,谴责凯内尔所写的"对新约圣经的道德反省"这本书有一百零一处错误。

杨森主教的思想和异端所激起的纷扰,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引发後,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异端的主要人物避居荷兰乌特勒支教区时,至少表面上才安静下来。虽然这个异端没有给教会带来重大的分裂,但在一百年过程中耗费了教会许多的力量,对比利时、荷兰法国教友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尤其深重。更由於这个异端对罗马的裁定总是抱着阳奉阴违的态度,致使教会中亲者恨,仇者快的不和睦气氛有增无减。无形中助长了日後无神思想的漫延。今天,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地区的部分教会人士经常在教义和信仰生活伦理上出现怪异的论调和行动,杨森异端恐怕不能辞始作俑者的罪咎。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十六】

16.法兰西主义与法国誓反教的命运

在法国历史上,路易十四世国王是在位最长久的君王之一,五岁登基,统治法国长达六十二年,直到一七一五年去世为止。在他治下,法国国运昌盛,文艺活动鼎盛,堪称法国黄金时代。

这位有"太阳王"之称的君王是一个真诚的天主教徒,在治理国事上也有高尚的理想,常以保护教会、维护真正宗教的秩序为己任,他甚至自以为天主在世代表自居。这也未尝不可,因为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书"第十叁章中就教训说:"一切权柄都来自天主……作长官的是天主的仆役"。

唯一足以担忧的是:当长官的人,尤其当一国君王者,如果误解权柄来源的意义和作用,误用自己的职权,假公济私,这就容易自以为是,把自己视为国家,於是唯我独尊的专制独裁难免不产生。

法国路易十四世国王原本英明,也难逃"朕既是国家"的诱惑,就连国内宗教的事务他也非常敏感,常以为罗马教宗治理法国教会的行为似有干涉法国内政之嫌。於是,他罗马教宗的冲突便在所难免。

原来,根据古老的惯例和历代教宗授给法国国王的某些优惠权柄,法国国王对国内教会某些事务享有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并不是国王固有的,但是一旦国王罗马圣座发生争执时,国王便援引那些权柄来 圣座抗衡。这些权柄之一便是:法国境内几个古老的教区若主教出缺时,国王有权力治理当地的教务。

其实,治理主教出缺的教区的教务并不是法国国王真正关心的事,而是那些教区都有收益,能够取得这些收益才是国王真正感兴趣的对象。路易十四世并不满足於他对国内少数几个古老教区所享有的那种特权,他甚至企图把这个权柄扩展到全国各地。当时的教宗依诺增爵十一世为人特别严厉,对路易十四世的企图丝毫不让步,叁次发出谕令,要求法王不可滥用职权。法王觉得教宗的谕令有损他的尊严,大为震怒。

过了不久,法国境内居然有叁十五个教区主教出缺,路易十四世捉住这个机会,在一六八一年召集法国神职人员举行大会,设法解决国王教区主教任命及教区收益的归属问题,并且为他声援。当时法国神职界不乏支持国王的人,他们也很爱惜享有的特权。神职界中有一位莫教区的主教,名叫博叙埃(JEAQUES BENIGNE BOSSUET,1627-1704),他既爱惜法国教区享有的特权,也很敬重罗马圣座。路易十四世便罗致他,让他在神职大会中担任重要角色。

博叙埃主教在会议中多方设法协调国王 教宗之间的关系,使教会仍然保持完整,也让国王和拥护国王的神职人员满意。不料,国王对他的立场和用意不以为然,於是再度要求他草拟一份近似奉国王为法国教会元首的宣言。博叙埃主教先是迟疑了很久,最後还是撰写了一篇四点声明,内容简要的说便是:第一,法国国王是王国境内的主人;第二,法国历来沿用的习俗法规必须受到尊重;第叁,大公会议的权利高於教宗;第四,教宗的决定除非获得整个教会的赞同,不是不能更改的。

路易十四世国王指使博叙埃主教撰写的这四点声明,无异成了法国早已存在的"法兰西主义"(GALICANESIMO)的主要精神。这个主义是法国企图抗拒罗马教宗,限制教宗不能干预、不能过问法国教会事务的思想和行为。後来,凡有这种倾向的,都以"法兰西主义"为名。

四点声明一出,无非向天主教固有的传统挑战,参加会议的部分神职人员提出抗议,罗马教宗当然也宣布四点声明无效,对拥护四点声明、由法国国王指定的教区主教候选人,教宗也不赋予合法的主教职权。

路易十四世 罗马教宗的这项冲突僵持了十一年,最後终因政治局势的不利和罗马新教宗的坚定立场,迫使路易十四世屈服让步了。

这位非常自以为是的国王掀起"法兰西主义"这场长久的风暴後,心中似乎有内疚之感,於是藉着"一位天主,一个国王,一种法律,一个信仰"的原则的名义,设法重建法国境内宗教信仰的统一,以便取悦罗马教宗,消解舒缓一下彼此间的恶劣关系。

法国原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举国上下都奉罗马教宗为普世教会的元首,对全球各地教会有直接管理的权柄。加尔文教派在十六世纪中叶在法国兴起,但也因此引起王国内部危机後,亨利四世国王在一五九八年出了一道"南特谕令"(EDITTO DI NANTES),准许国民信仰自由。八十多年後,路易十四世为了政治因素,一方面希望自己授意撰写的反对教宗的四点声明能获得法国普遍的支持,一方面又期望藉此邀得罗马教宗的青睐,於是开始逐渐缩紧八十多年前颁布的"南特谕令"的宗教自由政策,理由是:仅以神学和历史证据,不足以令誓反教徒重新皈依天主教,还需采取强制的手段。

路易十四世缩紧"南特谕令",首先迫使誓反教徒迁移,继而又勒令誓反教徒不得担任公职,而皈依天主教的则给以优待。这种威迫利诱的手段在法国南部施行得更严厉,因为这个区域的誓反教徒最多。国王甚至派遣所谓的"龙骑兵"(DRAGONNADES)驻扎在誓反教徒地区,施加种种迫害,於是皈依天主教的人不在少数。而法国南部的地方官更是狐假虎威,变本加厉,以残忍的手段压迫誓反教徒,对国王则假报所有的誓反教徒都已归正。国王信以为真,更是洋洋得意,他不确实了解真情,便在一六八五年断然宣布废止八十七年亨利四世国王所颁布的"南特谕令",昭示全国、并让罗马教宗知道法国的宗教信仰已重归统一。誓反教徒从此不得公开度他们的信仰生活。

事实上,法国境内的誓反教徒真的灭迹了吗?不然。当路易十四世开始迫害他们时,不少皈依天主教的誓反教徒只是摄於威力和暴力,才表面皈依天主教,实则内心一点也不信服。等到"南特谕令"一被废弃,更有二十万左右的誓反教徒逃离法国,前往荷兰、德国中部、东部,甚至英国和美国谋生。这些受迫害的誓反教徒的後代甚至造反,国王对抗,并组织一个遗世独立的"沙漠教会"。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十七】

17.寂静主义所引发的神修问题

天主教在十六世纪中叶召开的特里腾大公会议虽然在各方面正面答覆了誓反教宗教改革运动所引发的种种外在问题,却没有解决教会内部的神学争论,诸如传统对圣经的解释自然科学新知之间的冲突,杨森异端对人类自由意志和天主的圣宠在灵魂得救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主张,这都是接二连叁产生出来的极具神学性质的争论。此外,又加上"法兰西主义"的复苏,法国国王多方设法要成为法国天主教的首领的企图,并严厉压迫誓反教徒的行为,在在都制造了天主教内部的重大困扰。这些事件虽然都没有酿成教会的严重分裂,却也耗费了教会许多的元气。

教会内部的冲突 困扰似乎意犹未尽,十七世纪末叶在法国又兴起了一个属於神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微妙,虽然没有发展为重大的困扰,却也掀起了一
些风波,值得提一下,作为天主教十六、十七世纪欧洲部分历史的结束。这个问题就是寂静主义(IL QUIETISMO)。

寂静就是无所动静的意思,指一个人 天主进入神交密谈的时候,可以不理会一切,只沉浸在那种神魂超拔的境界中,享受当时的心旷神怡,其他的事,哪怕是天塌下来,或者升天下地狱,都成为次要的事,无关痛 。

在教会的神学上,进入寂静的神秘境界并不是什麽值得大惊小怪的事,问题的 结只在於神学中的所谓神魂超拔的神秘经验是天主所赏赐的恩典,不是人可以下功夫得到的。换句话说,不是人可以经由祈祷默观而必然能够达到的境界,不是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要求天主进入超然物外的神交密谈中。教会中的圣贤没有一位不是祈祷的专家,但不一定都有过神魂超拔、享受心中完全占有无限美善的天主的那种仙境的喜乐,因为那种经验不在乎人的努力否和修养的深浅,而是天主主动白白赐给的。再说,那种美好的经验享受也有种种不同的层次,可长可短,可深可浅,一个有心的人经常可以在日常生活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中,意识和体会到天主在他独自会谈,因此而内心感到莫名其妙的喜悦。

寂静主义所推崇,甚至梦寐以求的那种 天主进入神魂超拔的境界,原是无可厚非的,唯一不足取的是进入那种境界的途径手段。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西班牙神父米格尔.莫利诺斯(MIGUEL MOLINOS,1628-1696)是非常鼓吹这种人为的 天主进入超拔境界的人。这位神父在罗马生活,作了好多人的神师。他在一六七五年写了一本"神修指南",阐述他的理论,他以为祈祷的时候,人应该尽快地进入默观对越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完全被天主纯洁的圣爱所笼罩,沉浸在绝对美好的境地。这时候,人只顾天主神秘往来,其他一切都已微不足道。

米格尔.莫利诺斯神父的神修理论很有疑问,我们不禁要问:人祈祷的目的是什麽?难道只在寻求自己心灵的快慰?只在设法受 天主神交密谈的乐趣?若真能每次寻求,都会得到那种无法形诸笔墨的感觉,人岂不是要整天追求那种心灵的享受而无所事事了?因为还有什麽比追求这种喜乐更重要、更值得的事吗?再说,如果祈祷的用意只在获得或进入天主神交密谈的神魂超拔境界,这岂不要使很多人产生自欺欺人或自以为是的幻觉和幻想,甚至误入歧途,变成走火入魔的人吗?

米格尔.莫利诺斯神父的神修理论经过罗马长久审慎的研判後,终於在一六八七年被断定为不道德的谬论,这种近似异端的谬论就叫作"寂静主义"。这种主义思想不把行善、克苦当作一回事,不重视它们在神修路途上所占的重要性和所发生的作用,看不出行善 克苦是祈祷的内在功夫,是取悦天主的途径,是取悦天主後,内心感到天主的平安的先决条件。

米格尔.莫利诺斯神父的"寂静主义"虽然在罗马遭到处分,但他的理论在法国已经传开。当时法国有一位富有的寡妇,名叫让娜.居永(JEANNE GUYON,1648-1717)这位夫人经历了家变之後,发现了法国神修传统所推崇的那种完全否定自己,摒弃自己,全心投注在天主圣爱中的灵修途径。

在某个机会中,居永夫人经她的神师而认识了米格尔.莫利诺斯神父的"寂静"神修理论,并深深为之所动,於是开始写文章大肆宣传那个理论。由於她交友广阔,许多贵族妇女也都信赖了"寂静"神修的功效。这位夫人甚至深信自己肩负着改革世界的使命,因此周游法国、萨沃亚和意大利各地,宣扬她所信服的神修理论思想。她写了一本"简易祈祷法"的书,教导众人如何遵循这个简易的途径,而达到高度完美的境界。

居永夫人到处推行她的使命之际,结识了一位名叫拉孔布的神父(P.LA COMBE),这位神父也加入她的使命行列。後来,由於 言细语满天飞,致使这位神父 居永夫人隔离二十七年,忧郁不乐,几近发狂。在这同时,居永夫人也遭逮捕,幸赖路易十四世国王锺爱的曼特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从中周旋,才获得释放。曼特农夫人甚至把居永夫人介绍给当时法国着名的费内隆主教(FENELON FRANCIS DE DALIGNAC DE LA MOTHE,1651-1715)。这位主教倒非常欣赏居永夫人的神修思想理论,认为新颖可取。

不料,曼特农夫人协助释放居永夫人後,她身边四周的侍女都倾慕居永夫人。由於居永夫人热衷宣扬的寂静主义已遭到罗马处罚,曼特农夫人担心她的侍女们居永夫人过从太密,影响她在国王面前所得到的宠幸,於是取得一向不喜欢神秘主义的博叙埃(BOSSUET)这位主教的支持,对居永夫人展开攻伐。费内隆主教出面为居永夫人辩护,曼特农夫人也把箭头指向他。

费内隆主教为了替居永夫人的神秘寂静神修法辩论,写了一本"圣人内修生活格言释义"的书,指出:"所有内修的道路都朝向纯洁无私的爱走。这种纯洁的爱是基督信徒生活最高的境界,是圣人各种内修途径的终点"。

费内隆主教原是博叙埃主教的学生,也是朋友,但为了居永夫人事件却交相攻伐。罗马方面在博叙埃主教和路易十四世国王的压力下,终於从费内隆主教为居永夫人辩护所写的那本书中,找出二十叁点错误的思想,并予以谴责,主要理由在於他面对天主的赏报或惩罚无动於衷。费内隆主教对来自罗马圣座的谴责倒也欣悦诚服。从此,他便专心致力於担任法国康布雷(CAMBRAI)教区总主教的职务。这是一六九九年的事。

喧嚣二十五年之久的"寂静主义"风波随着十七世纪的结束也告结束。

综观十六、十七世纪天主教所进行的内部改革运动,大致说来是相当成功的。在那个爱好秩序,一切都一板一眼,社会体制框架不容闯越的时代,教会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终能继续前行,跨入十八世纪,这已经是一大奇迹了。令人遗憾的是:寂静主义这十七世纪最後的一幕剧,固然因为内容的不健康而遭到教会当局的指责,却使教会一般人士患了过敏症,对神秘的灵修生活避之惟恐不及,致使真正的神秘主义多少被蒙上一层阴云。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十八】

第叁章 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世界传教工作

18.向欧洲外地传教初期的动机与状况

到上一篇为止,我们所谈的是欧洲天主教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简要历史。由於到十五世纪末年为止,天主教始终在欧洲发展,并以欧洲为重心,所以欧洲天主教史几乎可以蕴含整个天主教的历史。

从十五世纪末年到十七世纪末这两百年间,欧洲发生了重大变化:文艺复兴运动,誓反教改革运动,科学的新认识,新大陆的发现,特里腾大公会议的召开等等,接踵而来,改变了欧洲和教会的面目。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天翻覆地的变化并不是教会生活的唯一内容,因为在这同时,教会和欧洲都有另外非常重要的事发生,这些事大都发生在欧洲旧大陆之外,即使是在欧洲之内,大概也还未能引人注意。例如文艺复兴初期,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开始崭露头角之际,哥伦布已经发现美洲新大陆,改变了旧世界的地理观念。正当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发动反罗马之际,耶稣会第一批会士之一,东亚使徒圣方济各.沙勿略已经抵达印度,并朝中国进发。特里腾大公会议召开後,不知如何结束之际,圣方济各.沙勿略已经到了日本。接着,葡萄牙人也来到了澳门。那次大公会议第二期揭幕不久,沙勿略已经在进入中国之前在上川岛去世。欧洲发生加利略案件时,利玛窦已在中国士大夫来往,准备传教。

以上举出的几个例子,只在说明教会在欧洲身陷重大考验之际,并没有因此而无所作为或不知所措。在一方面深受打击重创的同时,又奋发努力,设法净化自身,整顿内部,向外拓展,宣扬福音。当信仰基督的国家因宗教改革而有叁分之一同罗马分立决裂之际,教会已把福音带到新大陆和亚洲,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不过,这种一方面受挫,另一方面却收获的现象并非必然的结论,我们在几百年之後所看到的只是不期然的结果而已,因为当初教会走出欧洲并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其中掺杂着许多不同的因素,绝非叁言两语可以盖含和说通。

话说十五、十六世纪,欧洲航海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後,天主教会着实展开了向全球传播福音的工作,而且成了真正的"公"教会(CATTOLICA)。但是事情并不是那麽简单就完成的。教会的普世化原来和欧洲某些国家向海外拓展贸易,推行殖民政策,以及世界性的大小冲突发生着并非必然、却是在时空客观环境之下,无可避免的关系。也因此,教会向全球传播福音的工作使命受到意想不到的反击、损害,甚至污染了自身的纯净本质。

教会向欧洲以外的地区传教,这当然是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而展开的,但在行动上却受到西班牙和葡萄牙远征探险的物质、商业和政治的条件所约束。虽然当时已经建造了有叁支桅杆的大帆船远渡重洋,但是速度仍然缓慢、而且充满危险,这对传教工作的影响极大。比方说,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绕道非洲西海岸南下,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沿非洲东海岸直上,抵达印度的果阿,然後又沿同样的航线回来,这一去一返就得花上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如果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出发,前往菲律宾,这一来回也得五年左右,而且船上大约一半的人都会死亡。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从欧洲出发的传教士,大半都会死在路上,这是教会人力上的多大损失。再说,罗马对传教区主教相关的人事任命,总要经过几年才能把任命状送到当地,有时甚至任命状还没有送达时,被任命的人已亡故,於是又得把新发生的事故传回罗马,然後又从罗马再度发表新任命。这一往一回又是好几年。因此传教区常常处在多年没有主教牧人实际负责教务的状况之下。要是传教区发生重大问题,需要罗马来解决,就如昔日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的问题,则会因为来往交通的费时,延长了争执的时间使地方教会的生活大受打击,丧失元气。

这就是昔日远征探险船队的行动,在物质、贸易和政治因素的考量之下,对教会传教工作所产生的客观影响,谁也无法幸免。

再说,信仰基督的欧洲向其他大陆传播福音的动机也不完全一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王室固然乐於看到其他民族也接纳福音,这对他们的国威声誉都有良好的作用。但是航海探险也有其他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大理由,王室如此,一般人也一样。

正当阿拉伯人垄断了欧洲 亚洲的交通之後,欧洲人无法再从东方世界得到香料、丝绸、黄金 宝石,罗马圣座也无法先前在中国展开的传教工作联系,於是航海探险家如哥伦布这些人认为:地球既然是圆的,要是阿拉伯人堵住中亚地区,使欧洲人无法由陆路东行,则出海由水路西行,最後必然会抵达东方。如此,一举多得,政治、贸易、宗教等需要必当可以获得解决。

於是,意大利人哥伦布获得西班牙王室支持在先,葡萄牙人达加玛 麦哲伦在後,分别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和通往东方的新航线。随之而来的每次远航出征,不论是征服者、商人或传教士,大家是同"船"异梦,甚至一个人同时有着多种目标意向。一艘叁帆船可以栽着数十个人到上百人,黄金、财宝、胡椒、肉桂、奴隶、福音、丝绸之梦充塞着每个人的脑袋。扬帆启航後,大家同舟共济,怒海搏斗,虽然生死难卜,却都朝着心中的乐园前行。他们心态之复杂今天看来很矛盾,甚至令人不齿,福音 刀剑齐下,这在当时又是司空见惯的事。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分别在发现新大陆、新土地和新航线上大有斩获之际,国家势力也随之膨胀,彼此觉得拥挤,有互相排斥或排除绊脚石的倾向。

原来,在十九世纪时,罗马圣座已同意葡萄牙王室在他们所发现的地方享有政治和宗教上的管辖权。当哥伦布为西班牙王室发现所谓的"西印度"美洲之後,西葡两国便起了势力围上的冲突。一四九叁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次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应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君王请求,担任仲裁。

於是,亚历山大六世教宗裁定:西葡两国所发现的美洲归西班牙,东方的亚、非两洲归葡萄牙。教宗并要求两国必须负责保护属地教会的责任,并派遣传教士到自己的属地传教,筹划当地教会的经费,为地方教会建造圣堂和修院。可是教宗为了酬庸这两个国家为传教所付出的力量,便赋给保荐主教的特权,罗马圣座只予以批准承认,但不直接介入。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保教权"(PADROADO 或PATRONATO)的由来。

然而,保教权却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教会传教使命的工作必须仰赖殖民国家的政策和政局的顺逆而进退,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国王俨然成了殖民地教会的主人,即使两国对海外教务已经力不从心,彼此还是为了保教权而互相猜忌。试想,一个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如葡萄牙者,怎能应付半个世界的教会的需要?而这个国家甚至要求所有前往殖民地传教、但非葡萄牙籍的传教士,都必须从里斯本港出发。在这方面,西班牙国王倒是比较知趣。不过好景不常,欧洲许多别的国家也都一步一步地跟进,企图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分一块饼。当时的"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皇帝弗兰切斯科一世(FRANCESCO I )曾讽刺地说:"我倒是要仔细地读一读亚当的遗嘱条文,为甚麽不让我瓜分世界"。

面对种种问题,尤其是保教权所引起的弊端,罗马圣座终於接管海外传教的主导权,於公元一六二二年成立"宣传信仰部",也就是所谓的传信部,提供传教工具,例如多种语文印刷所,建立修院和大学,设立直属教宗管辖的宗座代牧区,任命传教区的主教等等。

於是,早已前往东方传教的方济各会、道明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耶稣会、遣使会等修会会士,便纷纷前往美洲和亚洲传教。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甚至派遣会士完全为传信部所辖的传教区服务。一股前往海外陌生异地传扬福音的热潮从此汹涌澎湃,许多伟大的传教士也因此诞生。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十九】

19.殖民主义与基督信徒的良知公元一四九二年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为西班牙国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带来巨大的财富 威望之後,一股淘金热澎湃汹涌而来,除了王室要求远征的人带回黄金财宝之外,许多在欧洲穷困潦倒、不得志的人,也纷纷设法搭远征者的船飘洋过海,企盼在异地发财致富,另创天地。还有许多商人,因为前往东方的陆路被阿拉伯人所堵,於是冒险由水路西行,希望找到欧洲所需要的金银、丝绸、胡椒和香料。

面对航海探险的热潮,一心要把福音传到天涯海角,为基督争取更多的人灵的教会也不坐失良机,因此派遣传教士随船前行。

试想,在那样一条船上,大家同"船"异梦,各怀抱负,除了目的地相同之外,大概找不到共通的话题。由於同舟共济的精神需要,船上传教士们不能不同情关怀军人、武士、商贾、流浪漂泊的人和投机份子。

然而,话不投机半句多,传教士们很快地就要和同行的征服者 商人们在征服异地,进行殖民,掠夺剥削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原因是那些征服者之所以离开欧洲,无非是为了在海外开创天地,商人则处心积虑寻找金银、香料、咖啡和糖。这种官商勾结所产生的征服新大陆的行动,不但屠杀了美洲许多的印地安土着,而且也把欧洲的疾病如风疹、天花等等,传到当地。这还没有完,当征服者制服了土着原住民後,强迫他们作苦役劳动,挖矿采金。印地安原住民根本不认识、也无法承受这种虐待式的苦役,所以死了很多人,原住民人口急速减少,有些部落甚至完全消灭。例如在十六世纪中叶,安地列斯群岛的原住民已经灭种断根,不复存在。这种种不人道的杀戮、强取、豪夺的行径自然令传教士愤愤不平。

当时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采行一种政策 制度,就是把发现的新地区分施给远征军和前往拓殖的西班牙人,这些获得土地的人有义务保护地方原住民,并向他们传布福音,而原住民印地安人则必须为殖民者作劳役,缴付贡税。

这种政策制度(SISTEMA DELL'ENCOMIENDA)表面看来是义务权利的公平交换,实际上则是变相的奴隶行为。一五一一年一位名叫蒙特西诺斯(MONTESINOS)的道明会神父在讲道中谴责抗议这种剥削印地安原住民的制度。他的抗议竟引起殖民者极大的不满,这些愤怒的人把事情告到西班牙王室那里去。次年,国王颁布法律,仍然保存现行的殖民制度,但要求殖民者把美洲印地安人视为自由的人来对待,也要照顾他们的基督信仰生活。

西班牙王家虽然颁布了尊重印地安原住民的法律,但并没有改变多少实际的情况,因此,为原住民争取正义的奋斗继续存在着,其中最着名的首推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1474-1566)。

拉斯卡萨斯是哥伦布一位伙伴的儿子,他原本也是到美洲淘金的,也剥削过印地安原住民。一五零九年偶然听到一位道明会神父讲道,终於恍然大悟,明白虐待原住民是不应该的行为,因此痛改前非,并加入了道明会,晋升了神父,将五十多年馀生的时间完全献身於保护印地安人的工作。他努力设法说服西班牙国王废止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殖民政策制度,并以和平的方式向印地安人传教。在他的努力之下,似乎保禄叁世教宗也因此颁布谕令,明确肯定印地安人是自由人,必须以温柔的方式促使他们皈依基督。

一五四零年,拉斯卡萨斯神父写了一份"印地安人毁灭的简短报告",述说征服者压迫屠杀印地安人的恐怖行径。这份报告直接影响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卡洛五世在一五四二年颁布新法律,废止方才提到的殖民制度。

拉斯卡萨斯神父为了维护美洲原住民的权益,在那个时代竟横渡大西洋十二次之多。一五四五年被任命为危地马拉切巴(CHIEPA)教区的主教。由於和很多殖民者在对待印地安人的问题上仍有许多歧见和冲突,拉斯卡萨斯主教终於在一五四七年返回西班牙,从此不再回美洲。

一五六六年,拉斯卡萨斯主教去世,享年九十二,噩耗传来,所有印地安人都痛哭流泪,如丧考妣。

拉斯卡萨斯同时代的,在西班牙还有神学家弗兰切斯科.达.维多利亚(FRANCESCO DA VITTORIA),他在西班牙着名的萨拉曼卡大学教书,大谈美洲印地安人的生活和战争的权利,他很怀疑西班牙在美洲殖民的权利,也抗议征服者的许多行为。

总而言之,西班牙海内外这些为印地安原住民争取权利的人的行动,可以说是世界人权运动的先驱。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有这些有识之士的振臂高呼,以及新法律的颁布,美洲印地安人的处境并没有获得显着的改善,原因在於其中充满矛盾。试想,西班牙国王固然颁布人道法律,却也希望西班牙前往美洲的殖民者都能在当地致富,享受美好的生活,於是不得不逼迫原住民到矿场矿坑作苦役,挖掘黄金给殖民者。就这样,印地安人继续充当劳役,苦不堪言,累死病死者十有其一。

由於印地安原住民或遭屠杀,或被迫劳动至死,所以所剩无几。於是以西班牙人为主的欧洲人想起了在欧洲已经消失很久的奴隶制度,他们想用奴隶来弥补印地安人人手的不足。

在中世纪时代,那些被伊斯兰教徒俘虏去的基督信徒,都变成了奴隶;反过来说,被基督信徒俘虏的伊斯兰教徒,也照样被卖为奴。就这样,产生了把战俘充当奴隶的观念。当时,在伊比利安半岛,也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尚有一小部分这种奴隶。

美洲发现後,急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印地安人既然因抵抗征服者或被殖民者虐待,而人口锐减,於是殖民者便想到从非洲西海岸徵集单纯的黑人,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把他们卖到美洲充当奴隶。这种贩卖非洲黑奴的行为直到十九世纪初才终止,估计约有一千四百万到两千万黑人被卖到美洲。

欧洲人为了替自己贩卖或使用黑奴的行为找理由,於是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言论思想中找借口。亚里斯多德认为:有一类的人天生当奴隶的。这还不够,他们更从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九章好几节的文字找到奴役非洲人的说词,因为非洲人的祖先曾经遭诺厄的诅咒,要永远当奴隶。

总之,十六世纪征服美洲和殖民美洲的人以假善人的行为来掩饰他们所做的坏事,他们宣称奴役人固然是不道德的,但为经济的繁荣进步倒是需要的。再说,黑人被卖为奴才有机会接触和认识基督宗教。有些传教士甚至加入了贩卖黑奴的行列,而且自己身边也有不少奴隶。

这些黑奴没有印地安原住民幸运,因为原住民有拉斯卡萨斯主教到处为他们请命,作他们的保护人。黑奴的命运只靠一些心怀爱德的人给以宽待,例如耶稣会士皮埃尔.克拉弗神父,他於十七世纪在哥伦比亚设法使黑奴的命运不至於那麽悲惨而已。

非洲黑奴在美洲的命运比较单纯,大约只限於人道待遇的问题。但美洲印地安原住民却有自己的文化的兴旺问题;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AZTEC)和南美洲秘鲁的印卡人(INCAS)都拥有相当进步 辉煌的文明和文化,欧洲征服者、殖民者和传教士来到美洲後,看到这里的古老文明不能不为之震惊。於是产生了双重的面对态度,就是把美洲的古老文化文明夷为平地,把当地原有的宗教连根拔除,并以欧洲文化和欧洲人已经信奉了一千五百年的基督信仰加以取代。另一方面也开始设法研究和了解印地安原住民的文化和历史,思考如何使欧洲人信仰基督的方式美洲原住民的文化彼此融合。但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是当时传教的危机。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十】

20.非洲开教

非洲大陆与基督福音的接触不比欧洲迟,而且有过非凡的成就,但是这只限於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区而已。在教会传教史上所谓的非洲开教,是指十五世纪以後的事,而且是由葡萄牙人开先河。早在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得到西班牙王室支持,於公元一四九二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葡萄牙人便因为碍於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地区,切断了欧洲人前往东方的通路,於是就先行在十五世纪初期,以非洲西北角直布罗陀海峡的修达(CEUTA)城为起点,顺着非洲西海岸南下,直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并绕过好望角北上,抵达莫桑比克。正当葡萄牙人向海外,特别是向非洲黑色大陆部分拓展版图和经贸关系时,传教士也随着船队前往,在可行的地方建立传播福音的据点。

在延绵数千公里的非洲西海岸,葡萄牙传教士找到一块传播福音种子的沃土。这块土地位於非洲中部刚果河下游南岸。在这里,葡萄牙人发现已有一个王国存在,国王对冒然前来的葡萄牙人相当友善,有谁料到登陆四天後,国王竟要求传教士给以付洗,过了不久,王后也要求奉教。这真是天赐的传教良机,这件事发生在一四九一年,即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前一年。

这位刚果国王的儿子於公元一五O六年继位,他的圣名叫亚丰索,所以取名号"亚丰索一世。这位国王在位很久,而且是个贤明的君主。在他统治之下,天主教会发展得很快,这使得他有"基督信仰的君王"的称号。亚丰索一世模仿葡萄牙王国的形式来建立他的王国体制。一五一二年他派遣了一个使节团到罗马晋见教宗,随行的有王子亨利。这位年青的王子有志晋升司铎,才德也很出众,他在里斯本完成了学业,领受了铎品,并且在一五二一年被教宗良十世升为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主教。此後,直到二十世纪,没有出现过第二位黑人主教。刚果国王亚丰索一世在位叁十七年之久,他确实是个英明良善的君王,当他看到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唯利是图,不顾自己的基督信仰所告诫的,竟然与本地人勾结,大肆进行黑奴交易,於是向葡萄牙国王写了一封陈情书,恳求制止贩卖黑奴的行为。

亚丰索一世在信中向葡萄牙国王说:「请不要相信那些只顾作生意的人所说的有关我们的坏话,那些人出卖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他们贩卖奴隶,破坏了我们的王国和已在此地建立多年的教会。这个教会是阁下的前人付出很多牺牲才建立起来的。基督信仰是个巨大的益处,凡接受这个信仰的,我们有责任为他们保存下来。但这件事在此地很难作到,因为欧洲商人在这里诱惑纯无知的人,这些商人抛弃天主,只想据有这些纯 无知者。补救之道便是制止这些贩卖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对买卖奴隶者都是魔鬼的陷阱。对钱财的贪得无厌导致这个国家的人竟敢出卖自己的同胞……他们擒捉自己的人,将之出卖,或换取其他东西。对这种胡作非为我们只能以严厉地惩罚来补救。」

从这封文情并茂的陈情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刚果国王是多麽地明白事理。令人惊讶的,倒是有些传教士竟不以为然。这是十六世纪上半叶的事,但贩卖黑奴的行为并没有因此终止。一百五十年後,一位意大利方济各"加布遣"会的会士卢卡.达.卡尔达尼塞塔(LUCA DA CALTANISETTA),在他的"刚果日记"中这样写说:

「一六九五年七月十四日,在达玛(DAMMA)传教时,有个商人想要买一个女黑奴和她怀中还在吃奶的儿子。这个女人看到她的族长正在和商人交谈时,便觉察到他们在谈她和儿子的买卖问题。她一气之下,举起怀中的婴儿用力地摔在一块石头上,并从身边一个男人手中抢过几支箭,狠狠地刺向自己的胸脯。就这样,这个女人在绝望中,没有领洗便死去。」

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抵达大西洋东岸非洲中西部沿海这个丛林地带时,发现这里早有一个王国存在。葡萄牙航海探险家是为利而来的,传教士只是随着探险家所开辟出来的路,来从事他们的传教工作。但传教士在很多方面即使没有附合殖民者的作风,但也没有尽到劝阻的义务。葡萄牙国王希图的是控制刚果王国的政治与经济,但刚果国王不愿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主权沦入强权手中,於是双方慢慢起了冲突,事情甚至严重到刚果国王安东尼奥一世因为拒绝葡萄牙人采矿,而与葡萄牙人兵戎相见,安东尼奥一世失败,葡萄牙人竟然将他斩首示众。这已是公元一六六叁年的事了。那时候,葡萄牙人已经移情别恋,不再对刚果有兴趣,反把精神集中到刚果王国南方的安哥拉。因此,葡萄牙传教士在刚果王国的传教工作遭到强烈打击。在那动荡不安的时代,刚果出现了一个非洲土着宗教和基督福音相混合的宗教,是由刚果一位名叫比阿特丽斯(BEATRIZ)的女士所开创的,这个宗教取名"安东尼奥教"。不过比阿特丽斯这位女士也在一七O六年被活活烧死。罗马传信部曾派遣一些方济各加布遣会会士前往刚果,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写了传教生活报告,为历史留下见证。

总之,葡萄牙殖民者在刚果等地从事的最令人不齿,最可恨的行径就是贩卖黑奴,而这种人口交易又和传教士发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勾结,直令传教士的传教工作使命遭到极为严重的污染,甚至变了质。素以基督信徒自居的欧洲人在非洲从事欺压和剥削的勾当,致使非洲人对他们完全丧失了信心,教会当然也遭池鱼之殃,被非洲人轻视,原来已领洗的,又渐渐冷淡,放弃了信仰。

十七世纪,正当葡萄牙人在他们所发现的非洲西海岸几个地方经商,贩卖黑奴和传教的时候,法国传教士也开始前往非洲传教。象牙海岸国王的儿子一六九一年在巴黎领了洗。遣使会会士甚至远到马达加斯加岛,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六年,从一六四八到一六七四年,但没能在当地立足。圣神会会士也在一七七六年抵达西非塞内加尔开教。另有一些神父也先後航行到马达加斯加岛东方印度洋中的留尼旺岛和毛里求斯岛开教,为法国留下殖民地。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十一】

21.南、北美洲的开教

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分别发现新大陆、新土地和新航线之後,国势随着膨涨,因此互相觉得拥挤,有彼此排斥或设法排除绊脚石的倾向和意图。

一四九叁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次年,教宗亚力山大六世应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君王请求,担任仲裁。这位教宗於是裁定:以大西洋亚述群岛(AZORES)以西一百海哩的经度为准,以西归西班牙的势力围,以东则归葡萄牙。次年,西、葡两国又自己订立了托德西利亚斯合约,把势力分界线西移到亚述群岛以西二百七十海哩的经度。就这样,南美洲的巴西也画入了葡萄牙权下。

亚力山大六世教宗在裁定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势力 围的同时,又要求两国保护属地的教会,派遣传教士,运送传教士,筹划传教费用,并在属地建造圣堂和修院。为了酬庸这两个国家为教会传教工作所作的贡献,教会则赋以保荐主教的特权。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西、葡两国对传教区拥有"保教权"(PADRODO或 PATRONATO)的由来。

表面看来,保教权是个特权,实际上是个很重的负担;葡萄牙国小人少,对属地传教区的人力物力不胜负荷,常有捉襟见肘的困难,也因此,在新发现的广大地区只选择沿海重要据点固守和耕耘,无法深入内陆。西班牙不然,它人力物力比较充裕,所以对保教权所托付的重任比较认真执行。从一五一一年到一六二O年的一百一十七年间,西班牙国王已经为属地传教区保荐了卅四位主教。这些主教大都是修会会士,一般都善尽职责,其中不乏圣贤之辈。他们多次召开教省和教区会议,计划传教工作事宜。这些会议中比较重要的都在墨西哥城或秘鲁的利马举行。遗憾的是,这些会议的决定有时不为地方政府接受。

在那个时代,西方殖民者与美洲原住民相遇,几乎可以说是物质文明与原始简陋的对比,於是初期的传教工作常是把信仰和力量混合在一起地展示出来,一方面举起十字架,一方面又布置盛大的排场,并摧毁偶像。为了彻底消除印地安原住民的传统,西班牙总督弗朗西斯科.托莱多(FANCISCO DI TOLEDO)甚至在一五七二年把秘鲁"印卡"王的一位後代图帕克.阿马鲁(TUPAC-AMARU)置於死地。十七世纪时期,西班牙人进一步有系统、有计划地铲除拉丁美洲原住民的一切传统的宗教。

说也奇怪,正当西班牙人想尽办法消灭拉丁美洲原住民的宗教与文化之际,传教士们却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并用这些原住民的语言编写要理,写讲道稿,编戏剧,而且把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编写成书,介绍给西方人。但西班牙国王竟把这些有关人种与民族的着作销毁了一部分。

在传教工作上,传教士给拉丁美洲原住民付洗是比较匆促和随便的,他们没能够为原住民作太多的领洗前的准备,可是在初领圣体方面却很谨慎小心。至於神品圣事,一般是不接受原住民晋升神父的。为了达成传教的效果,叁、四百年前的传教士早就知道如何使用视听的工具,他们采用西班牙国内使用的要理书本,配以图画、音乐和其他具有象徵意义的动作,来向原住民讲解教会的信仰。

从当时神父们的讲道词,我们发现其中有些用本地语言说的,表现了对原住民的极大关怀与同情,但同时又讲了一翻维护基督和维护西班牙人的话,劝勉印地安原住民听天由命,畏惧天主的报复与惩罚,听由西班牙的统治。

一位一五七叁年出生在秘鲁、并於一六四七年死在当地的西班牙神父,名叫弗朗切斯科.达维拉(FRANCESCO DAVILA),曾用秘鲁印地安人的"克丘亚"语讲了一篇道理,为本地人遭西班牙殖民者的剥削、摧残和本地传统文化的被破坏打抱不平。可是他又说印地安人所遭到的不幸全是天主圣意的安排,是天主派遣另一个国家的人来惩罚印地安人的罪过,来统治他们。这便是某些传教士的矛盾。

在拉丁美洲传教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创意、有启发性的经验,那就是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在南美洲西海岸的巴拉那河、巴拉圭河与乌拉圭河叁河流域,为没有固定居所的印地安人建立团体聚居,结构明确,职责分明的村庄。这种村庄的宗旨便於按照基督信仰的原始精神,教导印地安人接受福音,度福音的理想生活,并且避免印地安原住民受到欧洲殖民者的欺压、剥削,或感染欧洲人不良的习俗。

这种村庄的结构规模一致,一个宽广的长方形建 和一个广场,街道都是棋盘式的,街旁都是住宅。在广场附近有圣堂、医院、养老院、学校、寡妇收容所、以及神父的住宅。每个村庄有两叁位耶稣会神父当村民的神师和居民管理员。村庄里的一切财物都是共有的,每个家庭可以使用一个住宅,但是田地、牲畜、工具都是公家的财产,工作也是共同负担的。工作由神父指导,每天工作由早晨弥撒後开始,不超过八小时。工作成果都归公家所有,每人的需要则由公家负担:例如食、衣、住、行、教育、医疗、鳏寡孤独者的供养和娱乐等都由公家负责。传教士们教给他们许多手工艺,如刺绣、制作钟表、印刷、雕刻、建造房舍,而印地安人也学得很快。

这种村庄结构大者容纳一万人,最早的成立於一六一O年,後来逐渐增加到叁十个村庄,居民总数约有十五万。大家守望相助,彼此过着幸福的团体生活,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乌托邦"理想国(RIDUZIONE)。後来,由於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的争战,使许多这种村庄遭毁灭。一七五O年两国签署边界条约,把西班牙人管辖的这些村庄(RIDUZIONE)转手给葡萄牙。一七六七年耶稣会士在西班牙遭禁止,致使南美洲耶稣会士所创立的村庄遭到致命的打击,并很快地消失了。造成这种理想国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在那一百五十年间,耶稣会士没有在村民中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才干的领导人,以致他们走了,村庄也随之解体。

谈了拉丁美洲开教的大致情况,我们再来谈一下北美地区的开教经过。

北美的开教从加拿大魁北克城的建立开始。这座城是法国探险家与殖民者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N,1570-1635)在一六O八年建立的,他在一六一五年邀请“重整方济各会”会士来魁北克。可是过了十七年,一六叁二年,向加拿大传教的工作却托付给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就像在南美洲为原住民建立聚居的村庄一样,先是跟随北美的印地安土着到处流浪,逐水草而居,後来也设法说服他们定居下来,并和法国移民接触来往,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奉教。

於是,耶稣会传教士便教导那些半游牧的印地安人耕种,使他们学习固定操作的生活,并把他们聚集在圣堂、会院、学校和医院四周。从此便形成了传教中心。加拿大的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几个大城都是这样开始的。这里的开教和南美的有个基本的不同,那就是一开始便有女性参与。在公元一六叁九年吴苏乐会(ORSOLINE)的修女便来到魁北克,从事教育工作。

一六四二年,又有苏尔比斯会会士抵达蒙特利尔传教。

在那传教初期中,曾有许多传教士致命,其中也有不少人被列入真福品和圣品的,最着名的是伊萨克.若格(ISSAC JOGUES),让.德.布雷伯夫(JEAN DE BREBEUF),以及夏尔.加尼耶(CHARLES GARNIER)诸位神父。

自从一六叁二年耶稣会开始负起向加拿大地区传教的责任後,修会本身每年在法国出版公布的会士传教生活报告,为会士在加拿大的传教工作激起了很大的共鸣。这样的报告,延续了四十年,直到一六七叁年才中止。可是法国的传教士们并不把自己的精力仅仅投在加拿大,他们更向南方探险前进,沿着北美大湖区,也就是今天美国和加拿大东部接壤地区下来,进入密西西比河河谷地带,来到今天美国中南部的路易斯安娜这片广大的地方,试着传播福音。

总而言之,北美地区开教的情况没有拉丁美洲那麽容易,成果也很有限,即使有不少伟大的传教士如魁北克的主教蒙莫朗西.拉瓦尔在大力耕耘,但在十七、十八世纪间,北美原住民接受福音还是很少。到十八世纪结束时,北美印地安人奉教的也不过两千人。或许法国人在北美地区殖民的方式与西班牙或葡萄牙人在拉丁美洲殖民的手段有别,以及北美印地安人比南美印地安人凶猛,以致传教士的工作和牺牲没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吧!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十二】

22.圣方济各沙勿略赴印度日本传教

根据传统的说法,南亚印度这块地方接受福音的时代非常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宗徒时代,据说是圣多默宗徒亲自把基督的福音传到印度的。当然,这只不过是传统这麽说而已。不过,印度半岛这个地方,至少印度南部地区,早在第五世纪便有基督信徒存在,这倒是事实。这些基督信徒说的是古叙利亚语,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聂斯多略"教会,也就是中国人历史上所称呼的景教,有着关系。

十六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航行到印度西部海岸,於一五一O年占领了果阿。葡萄牙人登陆後,发现这个地区竟然有基督信徒,於是设法把这些信徒归入罗马拉丁礼节的教会管辖系统,不料却遭到抵抗,引发冲突,酿成了分裂。

一五叁叁年,果阿建立教区,统辖印度和东方其他地区的教务。这个教区之大真是空前绝後,西起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东至日本。葡萄牙人为了在这块偌大的地区传播福音,所采取的方式与他们和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所用的方式相同,逢到庙宇偶像便摧毁,他们以为把过去的一切夷为平地,彻底铲除,是传教最方便、也最快的途径。其实这种作风只能招来仇恨,不足以说服人心。再说,东方许多民族都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绝非未开化或文明程度低微的野蛮民族所可以比拟的。

一五叁叁年,果阿一位神父在印度东南沿海采珍珠的鱼村给好几千人付洗。这件类似奇迹的事传到葡萄牙国王後,国王大为惊喜,决定派遣传教士去培育这些印度教友的信仰生活。葡萄牙国王和刚建立不久的耶稣会总会长依纳爵.罗耀拉谈论这件事,依纳爵深知自己修会人手极有限,可是仍然同意派遣自己最心爱的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ESCO SAVERIO)前往。

方济各.沙勿略於一五O六年生於西班牙北部纳瓦拉(NAVARRA)省一个望族家庭,从小便倾心於功名利禄,年青时便到巴黎求学,和一位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同乡依纳爵.罗耀拉共同租了房子住。这位同乡追求的是天主的光荣,他常给小老弟沙勿略说:「人即使赚得全世界,可是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灵魂,这为他有什麽益处?」。

经过依纳爵长久的薰陶,沙勿略的思想也逐渐改变了,便加入了追随依纳爵的一夥人。他们共七人,於一五叁四年八月十五日在巴黎附近的蒙特马尔(MONTMARTRE)共同誓发神贫和贞洁的誓愿。

一五四二年,方济各.沙勿略抵达葡萄牙在印度的中心地果阿(GOA)。刚到不久,沙勿略连学习地方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时间都没有,便在印度德干半岛东南沿海的渔村给成千上万的人付洗。

一五四五年一月,方济各.沙勿略写了这样一封信说:「在一个月之内,我付洗的人超过一万。我的方法是:当我来到那些要皈依基督的外教人的村庄时,我把所有的男人和小孩子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以宣呼天主圣父、圣子和圣神的圣名为开始,并让他们作叁次十字圣号,呼求天主圣叁之名,承认只有一位天主。接着,我们诵念悔罪经,信经、天主十诫、天主经、圣母经和赞颂圣母经。在两年之内,我把这些祈祷经文都译成他们的语言,我自己也会背诵。慢慢地,大人小孩都会重覆诵念这些经文。祈祷完毕,我给他们解释信经各信条和天主十诫的意义。然後,我要他们公开为自己过去的生活请求天主宽恕。讲道结束,我问他们是否真正相信信经各信条的内容,众人异口同声回答相信;於是,我高声诵念每个信条,每念完一个信条,我便问他们是否相信;他们则双手交叉作十字状,放在胸前,齐声回答相信。就这样,我便给他们付洗,并用笔写交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圣名。男人领洗後,回到家里,又叫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到我这里来。我用同样的方式给她们付洗。当大家都领了洗,我便吩咐他们把庙宇和偶像全都摧毁。」

从这封信,我们看到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南部沿海地区传教毫无困难,简单又迅速,他似乎不在乎对印度居民的文化要有预先的认识与了解,才着手传播福音。或许这也因为他所到之处和所接触的印度居民文化比较低,生活比较单纯的原故,没有人会向他所宣讲的道理提出质疑。

抵达印度七年之後,方济各.沙勿略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引介之下,携同两位耶稣会士经麻六甲海峡,辗转抵达日本南部九州的鹿儿岛。这里是沙勿略的日本向导朋友的家乡,时为一五四九年八月十五日,他是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传教士,值得纪念。

方济各.沙勿略登陆日本後,,马上发现日本的情况和印度的大异其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思想文化原来比印度的复杂多了。他意识到不能把在印度使用的传教方法搬到日本,在这里首先必须学习日本语言,认识日本文化,哲学思想,并采用日本人的风俗习惯,而且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足以使一个人皈依基督。方济各.沙勿略从日本写回欧洲的信立刻被公布出来,吸引了无数人的兴趣,也产生极大的共鸣。一时,他被推崇为现代的传教士。

十六世纪中叶的日本是个极端封闭的社会,所以当时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新奇事物和信仰非常倾慕。加以当时的日本处在封建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不少诸侯为了表示自己不受皇帝中央的指挥管辖,往往以选择信仰天主教来显示自己的独立自主。因此,此後几十年间,日本皈依天主教的人数直线上升,九州和京都与东京一带奉教的人最多,总共达叁十万。当时的罗马宗座视察员,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神父(VALIGNANO),是日本初期教会传教工作计划的最主要负责人。

可惜,好景不常,来自欧洲的水手,水兵和传教士之间的意见不合,目的不同,又加上十六世纪末叶日本德川幕府诸将军极欲统一日本,对不服从中央的诸侯大加讨伐,那些倾向或选择天主教的诸侯和他们的臣民更是幕府将军征讨的对象,何况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已经引起佛教和神道教的不满与反对。

就这样,日本天主教的教难成了预料中的事。一五九七年二十六位传教士和教友在长崎致命;其他的迫害事件,或大或小也接踵而来,传教士和教友受到的酷刑虐待令人发指。一六一四年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家康颁布谕令,全国严禁天主教,驱逐所有传教士,拆毁一切圣堂。日本教友则被逼迫叛教,不顺从的都被处以残酷的极刑。

到此,日本教友几乎完全处在没有牧人的状态之下。但是教难并没有因此终止。十七世纪卅年代家光执政时,教难更加彻底;一六叁七年,教友人数很多的有马(ARIMA)一带,居民因为国君的横征暴敛,苦不堪言,而群起反抗,结果遭军队追击,逃至岛原(SHIMABARA)。在这里,凡不背教者都遭屠杀,计有男女和儿童叁万五千人。从此,日本与外界完全隔绝,处在封闭中达两百年之久。这期间,虽然没有神父,但长崎一带仍有一个教友核心团体残存下来,他们保持信德,世代相传。

方济各.沙勿略一五四九年抵达日本,两年後,一五五一年离开,前往中国。这时日本有教友一千。此後两百五十年间,日本天主教历经沧桑,非笔墨所能形容。十九世纪日本情势改变,昔日沙勿略所播下的福音信仰种子,经过成千上万传教士和本地教友用鲜血来灌溉,终於在雨过天晴後,重新萌发新芽,展现生机。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十叁】

23.中国、中南半岛和朝鲜的传教

天主教第一位进入中国正式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恐怕非义大利人方济各会士若望.孟高维诺总主教(GIOVANNI DA MONTECORVINO)莫属。他受尼各老四世(NICOLA IV)教宗派遣,携带教宗致元朝皇帝的信札前往北京。抵达後,元世祖忽必略刚去世,继位的皇帝是成宗。这是公元一二九四年的时代,此後,
孟高维诺得以在北京建立圣堂,传播福音,并获得良好的成果。

元朝覆亡,明朝建立後,不知为何,天主教在中国竟然销声匿迹,似乎未曾存在过一样。这一消失便是将近叁百年,直到公元一五八二年,才有耶稣会士重新踏上中国土地。

话说一五五七年,明朝嘉靖叁十六年的时候,葡萄牙人开始在中国澳门定居。九年之後,澳门也设立了一个耶稣会的会院,过不久,这里又有了一位主教。当初,葡萄牙人在澳门传教时,都命令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剪去长发,并照葡萄牙人方式穿衣服和生活。

一五七八年,耶稣会东方传教区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前往日本视察途中来到澳门。这位知识渊博、深具远见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在澳门住了八个月,深得当地中国人的敬重,於是决心立刻着手向中国人传扬福音。他深深以为过去传教失败的原因在於缺乏充分的准备,对中国语言文化一知半解。所以,他认为:与其使中国人葡萄牙化,不如使传教士中国化。要中国化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中国的语言和风俗。

於是,范礼安神父先召来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RUGGIERI)神父,要他先学习中文。随後,又从印度召来另一位年青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充当罗明坚的助手。他们两人於一五八二年出发,进入中国内陆,设法逐步北上,前往北京。罗明坚神父於六年後,即一五八八年回欧洲,拟请求教宗派遣使节到中国,但没有成功,他也没有再回中国。因此,中国的教会事务完全落在利玛窦身上。而利玛窦则苦心孤诣,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计划,终於分五个行程步骤,於一六O一年抵达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九年,於一六一O年去世。

利玛窦一进入中国之後,首先到了肇庆,他逢人便称自己是来自印度的僧人,而且效法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行径,剃发为僧,穿袈裟。利玛窦的心在北京,所以他的种种行程活动皆以抵达北京为最终目标,其他各地只是他的跳板而已。他每到一地,便广结善缘,为自己的前途铺路。

抵达肇庆後,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的社交生活相当成功,他们便趁这样的良机,把天主教的信仰初步地介绍给中国人。从肇庆又辗转来到江西的韶州,在这里,利玛窦终於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必竟不同,日本人非常尊重和尚僧侣,出家人在日本当时的社会中身份和声誉都很高,但在中国则不尽然。所以,他当初效法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作风,以僧道人士与中国社会来往接触并不理想,於是去袈裟,开始蓄发留胡,改穿丝绸长袍,带方巾,一切习惯举止都以中国士大夫为典,俨然像一位儒者。利玛窦之所以作这外表改变,因为他在中国住久了以後,发现中国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社会上真正受重视、受尊敬的人是文人学士。所以,为能受到中国人的接纳,尊重和听从,利玛窦非以儒者学士姿态出现不可。当然,利玛窦并不是冒牌或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他切切实实地下功夫,深入研究中国语文、古典文学与思想,进而与士大夫和官宦人士交往论学。他终於发现儒家思想比佛教和道教更接近天主教的教义,而向士大夫阶层的人士传扬福音,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传教效果,因为中国人以读书人马首是瞻,读书人信奉的宗教必定可信。

就这样,利玛窦一方面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文人学士,一方面又把天主教教义介绍给他们认识。他在文人朋友的协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名叫"天主实义"的书,後来发现大受欢迎,又印了数千本分发。就这样,天主教教义在中国开始传扬开来。

此後天主教在中国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坎坷非常,天主教徒是否可以祭祖先、祭孔便是最大的关键。其次,用什麽文词来表达教会的信仰,才不致使天主教的教义和中国其他的宗教教义混淆,这也是当时很困难的事情。还有,怎样培育中国的神职圣召呢?是不是要使用拉丁文呢?这都是问题。

一六一五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後第五年,保禄五世教宗批准把圣经和教会用的礼仪书籍翻译成中文,但是礼仪中国化从未出现过。此後,西方耶稣会博学之士如汤若望(ADAM SCHALL)、南怀仁(F.VERBIEST)等人都相继入京,甚至在朝廷供职,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与信仰的桥梁。

十七世纪末年,中国已有二、叁十万天主教徒,也有一百二十位西方传教士。不幸的是礼仪之争和葡萄牙保教权与罗马传信部之间的管辖权之争,令中国皇帝感到厌烦,终至惹起官方的迫害,只有在北京宫廷供职的耶稣会才学之士得以幸免。

以上是十六世纪末年到十七世纪间天主教在中国初步传教的大致情形。
现在我们可以谈一下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与基督福音接触的经过。

十六世纪末叶和十七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在日本遭到残酷的迫害後,不少日本教友逃亡海外,他们在安南、柬埔寨和暹罗一带立足。从一六一五年起,耶稣会士开始对中南半岛这个地区的传教开始感到兴趣,他们用拉丁字母拼音法写出越南语。

当时有一位耶稣会士亚力山大.陆德神父(ALEXANDRE DE RHODES),原想步方济各.沙勿略的芳踪,前往日本传教。他先抵达澳门,但因日本已经严闭海关,不准传教士入境。在不得其门而入之後,上峰便派他前去安南,会同在当地传教已有几年的会士兄弟。

亚力山大.陆德神父之于越南,就像利玛窦之于中国一样。他热心学习当地语言,了解那里的文化与风土民情。这位传教士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知道栽培许多能干信德坚固的传教员。他虽然也得以进入宫廷,与朝廷人士交往、甚至使其中不少显贵领洗奉教,但在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时,教会和信徒也经常成为打击的首要目标。事实就是这样,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越南政局相当不稳定,陆德神父在那里的黄金时间不过一年半左右,便走入动荡的时期,教会经常处在风暴之中,他曾四度被迫离境。他不在时,都由他所栽培的传教员来照顾新生的教会团体。

亚力山大.陆德神父对教会圣统制度有个非常重大的贡献,就是促成"宗座代牧"(VICARIO APOSTOLICO)的建立。其实,在此之前,圣座传信部曾为印度指定了一位宗座代牧,但因遭到葡萄牙政府及其他方面的反对与阻挠,那位出身"婆罗门"(BRAHMANO)的主教终於败兴回到罗马。

但是陆德神父一六四五年再度被驱逐,离开安南之後,便到澳门。在那里,他被长上派为代表,回欧洲办理传教事宜。他取道印尼、印度、波斯等地,一路考察了五年之久,才抵达罗马。他把亚洲传教的经验和计划向教宗和枢机主教们陈明,指出葡萄牙保教权对传教事业是一大阻碍,应该由传信部指派主教,以宗座代牧身份前往亚洲传教区,以罗马圣座授予的权柄,治理和拓展教务,就地栽培本地神职,以免除外来传教士受制於殖民国家的弊病,并使地方教会自立。
陆德神父的见解和建议很受到罗马的重视与采纳,但由於种种顾虑,罗马圣座经过十多年才派遣叁位宗座代牧赴远东,其中两位到安南,兼管中国南部地区的教务,另一位则指定为南京宗座代牧,但还没走马上任便去世了。

陆德神父在安南传教二十年(1625-1645),阐精竭力,为建立地方教会和保证地方教会的延续而费尽心思,向罗马建议设立宗座代牧。与他同时期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

最後,我们来谈一下朝鲜的开教。昔称高丽的朝鲜原是中国的保护国,每年都遣使到北京进贡,因此得以认识北京的耶稣会士,并获得天主教的书籍。公元一七八四年,一位姓李的学者随使节团到北京,在那里受洗,圣名伯多禄。他回国後,以儒家思想编撰了一套神学,并且组织教会团体,甚至在同胞的要求下,为他们付洗,彼此办告解,举行弥撒。但後来,这位李伯多禄觉得这种作法不妥当,便向北京主教请示,要求派遣神父到朝鲜传教。一七九五年,一位中国神父周文谟进入朝鲜,发现那里已有四千教友。但不久之後发生教难,周神父和叁百位教友都英勇致命。这是一个由教友建立的奇异教会。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十四】

24.欧洲眼中的传教工作及其危机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政治局势

从十六世纪欧洲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起,罗马天主教也直接或间接派遣传教士,随着殖民者开出来的路,前往殖民地传播福音。殖民者所起的经常是开门的作用,传教士一进了门,他们所到之地,所遇的人,以及所见所闻,绝非外人所能想像。他们不断向欧洲写传教生活报告,其中有些写得非常生动入目,简直是传教生活的报导文学。这些书信报告在欧洲获得极热烈的回应,内容脍炙人口,吸引了无数人的兴趣与好奇。从一五四九年到一六一九年,用法文出版的有关日本的着作就有九十八部之多,有关中国的着作则更是不胜枚举。仅是耶稣会所发行的两个期刊,即"新佛兰西年报"(LE RELAZIONI DELLA NUOVA FRANCIA)和"有益与新奇书简"(LE LETTERE EDIFICANTI E CURIOSE),就拥有广泛的读者。

这些报导作品中有一部分,特别是耶稣会士写自中国的那一部分,经常具有极大的学术和科学价值,有助於增广欧洲人的地理、历史、文化知识。这些传教士发现中国的文化非常悠久,文明非常高雅讲究,与欧洲的大异其趣。当时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G. W. LEIBNIZ,1646-1716)看到欧洲和中国有朝向彼此伸手开放,互通有无,相辅相成之势,心中感到无比的兴奋。他在一六九七年写说:

「我想由於特别关怀命运的缘故,促使人类最具文明的那个地方与我们欧洲大陆结合在一起。也许欧洲和中国这两个最有文化素养的民族在朝向彼此伸手开放之际,会慢慢地使存在於互相间的一切获得改良,臻於完满的地步。我担心在各方面我们会很快地不如中国人,也许我们需要接受他们的传教士,以便了解如何使用自然神学,就像我们派遣传教士去教给他们启示的神学一样。」

传教士写回欧洲的书简信函报告,慢慢地使欧洲的基督信徒对远方的教外人有另一种新的了解与认识。有些耶稣会士甚至以为中国人保存了原始的启示的某些基本成份。於是无意间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其他宗教难道不能被视为走向基督的铺路,被视为基督宗教的预像吗?这种看法曾经使十六、十七世纪不少欧洲神学家感到困惑。但是我们本世纪的梵二大公会议已经有了类似的见解。

十六、十七世纪传教士所写的报导几乎形成了一种文学体裁,这种文学竟成了某些思想家和学派攻击教会的武器,这些思想家中最着名的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弗尔泰(VORTAIRE),卢骚(ROUSSEAU),以及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E)的人。他们发觉中国人的宽容与法王路易十四世的不宽容成了对比;他们发现中国人既然早已经有伦理道德思想观念,可见天主的启示并非绝对必要;中国人的纪年法所推算的年代要比圣经所记载的年代还久远。再说,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盛行的不人道贩卖黑奴行为,也令欧洲某些有识之士深恶痛绝,他们以基督信徒假仁假义来自我讽刺。

除了传教士所写的报导文学在欧洲竟然也引起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之外,当时在远东地区,葡萄牙以保教权所任命的主教与圣座传信部所选派的宗座代牧之间,也不断发生管辖权上的摩擦,彼此不把对方的决定当作一回事。有了这些摩擦,自然对传教区的工作产生极不良的影响,消耗教会的元气。

摩擦中最严重的莫过於礼仪之争。礼仪之争就是对传教士在传教区的传教方法,以及天主教会面对各地不同文化的态度反应所发生的争执。这种争执起因於传教士之间,特别是不同修会之间,对地方文化及风俗习惯是否与基督信仰相行不悖的立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又告到罗马,请求圣座裁定。但圣座的裁定又惹起传教士所在国家的君王或皇帝的不满,并因此,导致传教士的被驱逐,甚至引发教难。

在印度和在中国,外来传教士对如何用本地语言来称呼全能的造物主一事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教会礼仪上,是否必须采用西方礼节呢?在传统风俗习惯上,基督信徒是不是可以敬祖呢?是不是可以保持种姓阶级呢?这些都是教会内部礼仪之争的问题。在中国和印度的耶稣会会士大致倾向於广泛接纳本地的风俗习惯。道明会、方济各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则以为接纳地方的风俗习惯无异崇拜偶像,接受迷信。

事实上,修会之间有关传教区礼仪问题的争执,经常是葡萄牙保教权和圣座传信部之间对传教区辖权的冲突的转化和表面化而已。再说,发生在东方的礼仪之争,在欧洲也引发了神学界的争端,耶稣会士攻击扬森派人士,宽容主义者攻击严厉主义者,不一而足。

中国的礼仪之争起於十七世纪中叶,到了这个世纪末年发生了严重的逆转。当时的福建宗座代牧,法国籍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颜 主教(MON.CHARLES MAIGROT)於一六九叁年下令,禁止教区内的传教士使用耶稣会的中文词汇"天"和"上帝"来称呼天主,也禁止中国教友敬孔敬祖。耶稣会为此向颜主教陈述,但不被接受,颜 主教甚至把他的禁令送到罗马,请求圣座作最後的裁决。但这同时,耶稣会士奏请清朝康熙皇帝,请他就敬孔敬祖的真正含义作个解释说明。康熙皇帝乃於一七OO年十一月叁十日批示说:「敬孔敬祖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迷信。」

耶稣会士认为问题到此该当解决,於是也把皇帝解释说明的相关文件呈送罗马。不料,罗马信理部的枢机主教们认为:在有关信仰问题上,神学界比中国皇帝更具权威。信理部的批示经过四年,也就是一七O四年才抵达中国,但当时教宗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E XI)已经预料到罗马的决定在中国实行起来必有困难,於是在宣布决定之前,便派铎罗总主教(CARLO MAILLARD DE TOURNON)为特使,到东方说明圣座的意旨,并就地解决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纷争。铎罗总主教先到印度,後到中国,在两地禁止教会采纳地方语言和风尚习俗。康熙皇帝一听说这位罗马特使来中国的目的,便把他遣走,甚至禁闭在澳门。他在澳门又遭葡萄牙当局的敌视,终於抑郁而终,客死当地。

克莱孟十一世教宗为挽救局势,於是另派一位特使嘉乐总主教(CARLO MEZZABARBA)到中国。他於公元一七二一年对罗马的命令稍作八点调整。有限度地放宽禁令,但根本的问题没有获得任何解决。可是在一七二四年和一七四四年,中国和印度的礼仪又再度被罗马圣座所严禁。经过了两百年,才於一九叁九年遭解禁。

十八世纪初期,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势力逐渐衰退,被英国所取代,也因此,天主教的海外传教工作大受影响。一七七叁年耶稣会被迫解散後,叁千多位在欧洲以外传教区服务的耶稣会士终於完全罢手,放下他们两百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传教事业。其他修会或教区司铎能够递补耶稣会遗缺的必竟很少。因此,许许多多的教友终於成了无牧之羊,陷入自生自灭的绝境。不久,法国又发生大革命,传教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完全中断。又由於英国掌握了海上霸权,天主教传教士的海外航行旅途变得相当困难,在英国的誓反教传教组织应运而生,他们随着英国的舰艇船舶,前往世界各地,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地,誓反教得以顺利建立传教基地,快速拓展教务。

总而言之,十八世纪对教会来说,特别是对圣座负责传教区传教事务的传信部来说,是个充满挫折、令人沮丧的时代。教会内外受困:外有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争霸,直接影响教会在传教区的工作;内有耶稣会在欧洲各国被逼得走投无路,以致被教宗克莱孟十四世忍痛予以解散,以及在印度、日本、中国等地发生的礼仪之争和所引发的大小教难。这一切使罗马圣座心力交瘁,一筹莫展,教会普遍感到无能为力,西方世界已经放弃使东方皈依基督的宏图。

不过,在这种不幸和挫折中,教会必竟成了普世性的教会,许多因为罗马教会与各地不同文化文明的接触而衍生出来的问题,固然没有获得解决,却也让教会当局和各修会团体知道以更审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福音与地方文化接触的问题。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十五】

第四章 启蒙时代与法国革命时代的教会

25.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变化中的教会

十七世纪末叶的欧洲在政治与文化上都逐渐起了重大的变化:葡萄牙与西班牙两个海外殖民国家渐渐势微,被英国、俄罗斯和普鲁士几个新兴国家所取代;在文化上,欧洲一方面扩大了对世界的认识,又因为许多传教士从传教区写回来的报告,也增加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憧憬。但是这一切良好的互动关系却因为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而招致反弹,教会在东方几个文明古国中的传教工作陷入低潮,甚至遭到驱逐,引来教难,令圣座传信部感到万分沮丧,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如此,教会还能保持它固有的精神於不坠,直到十八世纪末年。

即使如此,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某些塌陷的现象,主要原因来自启蒙哲学思潮对教会无情地攻击。这些攻击固然淋漓痛快,教会必竟还能够冷静地承受,甚至显出某些意料不到的生命力和复苏的迹象。

启蒙运动者对教会的大肆攻击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前夕达到顶峰,而革命的成功又被启蒙运动者视为他们的全面胜利。教会在法国革命中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和迫害,实在令人无法想像这个素有教会最宠爱的女儿的国家,竟然如此反目,伤害她的母亲。

教会经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浩劫,竟锻 出一个更纯净、更坚贞的信德。这样的信德终於迫使政权归还教会在社会中原有的身份和位置。当然,历经千锤百 能屹立不摇,这决不是垂手得来,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十七世纪的时候,教会为面对誓反教的扩展和威胁,作了无数内部的改革更新,也大力到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播福音,培养了很多有为的神职人员和传教士。这一切都给教会团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八世纪时,整个欧洲可以说都是信奉基督的,到法国革命前夕,欧洲农村地区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在每年复活节必定参与弥撒、领圣体。这种坚固的信仰基础使得教会经过欧洲十八世纪大风暴的袭击之後,在十九世纪仍然能够重振精神,恢复旧观。

十八世纪的欧洲虽然卷起大风暴袭击教会,可是在这期间教会也产生了不少有大圣德、大学问的人,其中最有名的莫过於天主教修会之一,赎主会的会祖圣亚丰索(ALFONSO DE LIGUORI , 1696-1787)。这位出身意大利那波里富豪家庭的圣人是一位奇才,对文学与科学都有非凡的造诣,十六岁便得到法律博士。他着作繁多,达两百多部,对整个欧洲,甚至普世教会,都发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伦理神学"(THEOLOGIA MORALIS ,1735-1755)是他最重要的着作。因着这部大作,教会得以摆脱当时扬森主义过於严厉和放纵主义过於自由的伦理道德观念,走上中庸合理的道路。这位十八世纪杰出的圣人最关心的是向普通百姓传教,他创立"赎主会"的目的就是要向缺乏信仰照顾的穷人和知识程度低落的人士宣讲福音,就像救赎主耶稣基督生前所作的一样。为了教会礼仪的需要和提高教友的信仰热忱,亚丰索还谱了不少感人的圣歌,配以许多优美的诗词,这些歌曲歌词至今仍然传颂不已。

艰困的时代常孕育出伟大的圣贤,但并不是有了圣贤,就可以忽略导致艰困的因素。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欧洲许多地方,特别是法国某些地区,教友的信仰生活呈现停滞、不景气的现象,不但在城市里,就连在乡村也是一样,一般人的信仰心火普通下降,教友的善会组织减少,伦理道德松弛,对天主的敬畏之情不如往昔那麽在意,人们开始节育,私生子又增加,司铎和修会圣召萧条,宗教书籍缺乏,许多教会的慈善事业由公家接管。

这种种教会生活的退化现象是不是可以视为一般人抛弃基督信仰的徵兆呢?或者是先前的信仰生活方式逐渐消失,而另一种新的方式又正在兴起呢?所谓两条曲线必将相逢交叉,根据某些人士的看法,教会内部生活在数量上下降,但在质量方面上升。在那个时代确实产生了不少有为的主教和神父,但是有更多的神职心灰意懒,主教的职位在法国和德国成了王公贵族争逐的对象,许多隐修院越来越无法维持下去,一七六六年以後,法国有关当局勒令关闭了四百二十六座隐修院,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F II)也在一七八叁年关闭奥国与荷兰所有度默观祈祷生活的隐修院,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意大利。

面对教会内忧外患丛生的局势,当时的罗马教宗有什麽反应呢?那个时期的教宗都不是什麽出色的人物,他们大都是年事已高的好好先生,而且都是在强有力的天主教国家的政治阴谋诡计要挟之下,好不容易折腾出来的人选所以大都没有什麽作为。他们只能在教宗国内执政,对国际事务已经没有置喙的能力,就连教宗国内部的事务也治理得怨声载道。

当那些政治强权把教宗逼到狭小的教宗国内,使教宗在国际上无法动弹,也没有力量去照顾欧洲各国教会之际,德国和法国那些启蒙运动的人物乘机打击失去罗马教宗支持,形同孤儿的本国教会。弗尔泰(VOLTAIRE ,1694-1778)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掌旗人物,这一派的人原都是接受教会教育,甚至是耶稣会学校读出来的学生。他们以作家自居,一般人则奉他们为哲学家。他们企图用理性来解释一切,凡是理性无法了解的都属於荒谬,宗教上的事情更是如此,只有理智可以说明的,才足以相信,凡是超越理智,属於教会所强调的启示的真理,对他们来说都是无稽之谈。他们相信造物主天主的存在,否则世界宇宙是怎麽产生的?难道没有钟表匠能产生钟表吗?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者所能接受的宗教是人性的宗教,是人的思考逻辑内的宗教,是按照人的意愿所产生的宗教,或者更好说,是由人主宰。甚至是由人创造,合乎人的口味的宗教。有人称之为"自然宗教"。这些相当自以为是的启蒙运动者认为人民需要宗教,需要一位天主,以便从人心深处来维持一切秩序。弗尔泰甚至说:「如果天主不存在,我们也得发明一个」。天主教教义中凡是超理智的,启蒙运动者都恨之入骨,无法忍受。弗尔泰在他的着作中,常常视教会为人类的奇耻大辱,非予以粉碎不为快。

总而言之,启蒙运动是一种唯理主义的哲学,只有人的理智可以接受和了解的,才有意义,才有存在的价值。有钟表,必定有钟表匠,同样地,有宇宙世界,必定有创造宇宙世界的天主。至於教会所说的那些超越理性所能解释的启示的真理,启蒙运动那些唯理主义者都非打倒不可。他们的原则是:理性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十八世纪经过启蒙运动的扫荡,欧洲思想界几乎都成了理性主义的阶下囚,教会受到这些:"哲学家"的攻伐,似乎陷入一蹶不振、茫然不知所措的困境。那真是个大考验的时代。
启蒙运动固然主导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文化、学术界,但并没能够完全说服所有的人。正当唯理主义派风光无限的时候法国出现了一个异数,他讨厌那些自命不凡的启蒙哲学家所抱持的枯燥无情地唯理思想。这个突起的异军便是鼎鼎大名的卢骚(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卢骚是个慈悲的人,他古道热肠,强调人不但具有理性,也具有感情。良心是他最看重的人性特质,他以为人若没有良心,则与禽兽无异,是良心使人承认天主。卢骚比弗尔泰一辈的人诚恳,富有人性,但是他的宗教观念是建立在感情的层次。他和孟子一样,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这种思想和基督信仰不同,因为卢骚以为人是性善的,环境使人变恶,只要改善环境,人间自然成天堂。这麽一说,基督的救赎工程还有必要吗?再说,若把宗教建立在感情上,则天主的启示还有什麽价值?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十六】

26.在启蒙运动围剿中挣扎的教会

欧洲的哲学思想发展到十七世纪上半叶时,起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理性主义的崛起。为理性哲学铺路的可以说是当时法国大思想界迪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这位理想主义的始祖发明了一种"方法论",主张面对一切问题先大胆怀疑,然後小心求证。任何事物,除非本身已经完全明晰,否则绝不予以肯定。

迪卡尔本身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成名之作"方法论"原来也是为了反驳怀疑派的态度,并用以证明天主的存在而写的。他怎会料到他的哲学思想在身後竟引起另一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十八世纪那些以放弃传统宗教信仰与生活为自由表现的自由主义者,奉理智为是非正邪的判断标准,凡是理智无法了解的,都是荒谬的事。於是,宗教信仰中,只有理智能够接受的才足以相信,那些必须经由信德来接纳的启示真理,为他们来说全是无稽之谈。所以,这些唯理主义者的宗教是不必信仰,不需信德的宗教,就像数学一样,都是自明的道理。这样的宗教只是生活中的点缀品而已,不能提升人进入超性的境界,更无法拯救人类脱离现世的困苦,因为理想主义者固然也相信天主的存在,但这位天主是人自己选择出来的天主,是合乎人的观念和逻辑的天主,这样的天主无法,也不会使人超越自己的现世处境。

话虽然这麽说,可是理想主义者所鼓吹的理性至上的思想倒是很受知识份子喜爱和推崇的。有哪个哲学家不以理性为出发点?但是十八世纪那个时代的人把理性奉为最高的真理,而且是其他任何真理的来源。那麽天主教会和福音中许多教导和训诲都不是凭人的理智推论所能解释的,於是,教会里面那些使教会之所以成为天国临在於现世的最基本教义,也就是教会之所以为天主的子民团体、之所以为基督的奥体的道理,都在理想主义者所唾弃之列。面对这样的思想潮流,教会能够作什麽呢?在那个时代除了用传统的自卫方法,查禁反教会的书籍,写护教的书,或者请求政府机关干预之外,大概什麽也不能作,因为双方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势不两立,没有接触点,无法沟通。教会建立在天主的启示上,理想主义以为启示是无稽之谈。於是阳光道和独木桥,各走各的路,但因为理想主义者受到当权者的保护,例如弗尔泰和他的一夥人成为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的座上客,这些君王权贵都鼓励和支持那些思想家、文学家着书立说,打击教会,尤其是和罗马教宗作对。

面对四面楚歌,教会似乎只有坐以待毙一途之际,内部也产生了一些改革的风声和行动。在德国,正当弗尔泰一辈的人士如日中天,在德国全境发动画时代的启蒙运动(AUFKLARUNG)的时候,那里的天主教也发起另一个启蒙运动,鼓励教友追本溯源,回到信仰的根源,净化信仰生活,革新神学,对誓反教徒采取比较宽容和接近的态度,他们甚至编撰天主教和基督教通用的要理书本,也印刷了两个教会共用的圣经通讯,开了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的先河。在意大利也有一位名叫穆拉托里(MURATORI ,1672-1750)的神父,他建立了一套新的编写历史的方法,也鼓励人信奉理性的宗教。

这些天主教会内部倡导革新的人士虽然是为争取教会的生存,避免外在压力的窒息,但他们并不见得拥护罗马,甚至还和那些与罗马作对的党派合作,为的是要提升地方教会和地方神职人员的身份地位,不让教宗过问地方教会的事。一位名叫冯.洪太因(VON HONTHEIM ,1701-1790)的德国特里尔(TRIER)教区的助理主教,在一七六叁年出版了一篇论文,引用康士坦士大公会议和法兰西主义的论调,声言教会的最高权力不属於教宗,而属於主教团。这个论调很叫许多人喜欢,也激起了反罗马的情绪,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很喜欢这种思想,把国内教会的事管得巨细无遗,他禁止国内主教向教宗请示,没有政府许可也不可以发表教宗的法令。他任意画分教区和堂区,关闭了许多隐修院,认为这种隐修生活无所事事,毫无用处,教区的修院也被封锁,只设一所中央修道院。就连神父应该作几台弥撒,唱什麽圣歌,敲什麽钟,如何埋葬死人,点什麽蜡烛,他无不规定,真是一位琐碎的皇帝。

这些受到启蒙运动唯理主义影响的王公显贵和某些地方教会人士既然把罗马教宗逼得几乎走投无路,当然也要对发愿绝对服从教宗的耶稣会士下手开刀。

一七七O年代,耶稣会士已有两万叁千名,有会院八百座,公学七百所,传教中心叁百个。他们听王侯的告解,作王室和权贵子弟的老师,处处保护教宗的权威,以各种方式和反教会的人士抗争。在那时代,耶稣会无疑是教会的一支义勇军,本身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为那些敌视罗马的人无异是一支眼中钉,非早日去除不为快。为达到这个目的,那些法兰西主义者、扬森派异端者、以及政界显要们竟然捐弃前嫌,彼此狼狈为奸,组成联合阵线,开始围剿耶稣会。一些打着启蒙运动旗子的唯理派哲学家以为:打击耶稣会就是打击天主教本身。

打击耶稣会的行动由葡萄牙国王约瑟夫一世开端,他在奸臣朋巴尔(POMBAL)的唆使下,取消耶稣会士在王宫听告解和讲道的职务,并借口蓄意谋杀国王,在一夜之间逮尽葡萄牙全国的耶稣会士,坐监的坐监,杀的杀,有八十位会士被处以极刑,其他的被投入船舱内,像牲畜一样被运到教宗国的海岸,把他们抛在那里。在法国,路易十五世国王也在法兰西主义派和扬森派权贵的压力下被迫签字,取消耶稣会。至於西班牙,耶稣会在那里本来最为顺畅,但因为宫廷中某些人物敌视罗马圣座,於是在卡洛叁世国王面前诬告耶稣会士阴谋不轨,国王遂在一七七六年签署法令,把西班牙本土和殖民地中的耶稣会士全部驱逐出境,并把他们装运到教宗领土的海岸卸下。在这同一年,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大公国和南部的拿坡里王国也对耶稣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在十年之间,耶稣会几乎被欧洲各国取缔殆尽。但这些国家知道耶稣会既然是罗马圣座批准成立的,只有圣座有权解散它,於是把目标转向教宗。一七六九年一月,法国、西班牙及拿坡里驻圣座大使联合照会教宗克莱孟十叁世,请求全面解散耶稣会,而且派大兵压境,软硬兼施。但克莱孟十叁世不为威胁所动,可是他内心极为痛苦,一个月後竟溘然长逝。
在教宗出缺期间,那几个国家又运用手腕,阴谋策动选举一位合乎他们口味的教宗。经过叁个月波折终於选出一位方济各会士,取名号克莱孟十四世。这位教宗虽然心地善良又热心,但缺乏刚毅之力,在强敌压境之下,终於屈服强权的威胁,於一七七叁年发表一道名叫"主及救赎主"(DOMINUS AC REDEMPTOR)诏书,明令解散已有两百四十年历史的耶稣会,并囚禁耶稣会总会长,这位总会长终於死於狱中。而克莱孟十四世也在解散耶稣会一年後抑郁而终。

那真是启蒙运动打着唯理主义的旗子在反对理性的专治时代!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十七】

27.誓反教与东正教的复兴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打着唯理主义的旗子,对天主教传统的信仰极尽攻击之能事外,也大大地左右着誓反教的神学思想,使它走入理想主义的人性逻辑和俗化的文化中。自从十六世纪发生宗教改革运动之後,欧洲中北部和西部不少国家已把誓反教定为国教,使它成为国家的体制结构,听从君王指使。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君王中不乏拥护启蒙思想者,他们希望借此来与罗马的教宗抗衡。其实,这些君王不见得喜欢启蒙的思想,也不见得反对基督教义,不过在那个时代为进一步巩固君王个人的权力,增加国家的威力,打击罗马教宗是最好的途径。启蒙运动既然是以天主教会为眼中钉,所以很自然地便成了欧洲各国攻击教会的打手。

君王们既然与启蒙思想家挂钩,那麽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言论自然经由统治的君王进入本国的教会内。誓反教既是某些国家的国教,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便顺理成章地主导着宗教信仰。

面对理想主义主导着神学思想,又使信仰俗化,誓反教中也产生了一些运动,希望挽回信仰的超性本质,不使教会在国家体制的硬框中麻木不仁,失落宗教的纯净。

十七世纪末年十八世纪初,德国誓反教俗化得很厉害,成了国家官僚体制的一环,当初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所倡导的个人内在信仰体验,已不再受到重视,信仰生活成了形式化,於是许多虔诚的誓反教徒渴望恢复昔日个人信仰的重要性,不少人竟然开始阅读天主教的"师主篇"(L'IMITAZIONE DI CRISTO)和中古世纪的灵修着作。

当时德国西部有一位"路德"教派的牧师,名叫菲利普.施佩纳(PHILIPP SPENER ,1635-1705),他周游欧洲列国,在各地聚合小团体,教他们阅读圣经并一同祈祷,很像今天的查经、读经和祈祷班一样。由於这种小团体活动很受欢迎,很能满足当时许多虔诚的誓反教徒的内心需要,於是发展得很快。这个运动现象被称为"虔信运动"或"虔信主义"(PIETISMO)。

菲利普.施佩纳牧师为这个运动奠定了行动基础,那就是:成立研读圣经小组,重视每位基督信徒负有的"普通"司祭身份,神学经验的首要性,在神学讨论中要保持爱德,补全中古世纪的神修缺陷,以及在要理讲解方面改革讲道的方式。

菲利普.施佩纳牧师所推动的"虔信运动"以德国萨克森地区的哈雷(HALLE)大学为主要发祥地。从这里发展出许多慈善机构,也激发出无数远赴外地传教的圣召,更孕育了不少音乐家,众所周知的圣乐"弥赛亚"(MESSIA)的作者韩德尔(GEORG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就是其中之一。

"虔信运动"虽然曾遭到"路德"教派传统人士的反对,然而,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大部分誓反教的信徒都是这个运动的成员。当时有个青岑多夫(ZINZENDORF)的伯爵,名叫尼古劳斯.路德维希
(NIKOLARS-LUDWIG ,1700-1760),他是菲利普.施佩纳牧师的代子。这位伯爵从小生长在非常女性化的环境中,缺少男性的朋友同伴,所以总是把耶稣当作自己的兄弟。他从小便体会到宗教信仰是属於心灵的世界,而不是理性的对象。他曾周游欧洲各地,与同是信仰基督的各种教派团体会晤,认识了一切信仰纯,道理简要不复杂的团体。

二十七岁时,这位青岑多夫的伯爵收留了逃自莫拉维亚的"胡斯"教派(HUSSITI)的遗民,并把他们重新组织成一个神权政体的团体,他自任领袖。不久,他又当了牧师,旋又当上这些莫拉维亚人的主教。这位伯爵主教虽然在自己的领地建立了一个类似神权的国度,但是他仍然留在"路德"教派内,只不过也让誓反教各派的特徵和平共存在他的团体中,并赋给这个团体"虔信主义"的特色。他按照成员的神修进展和身份,把他们分成好几种层次,有夫妻合唱团,女青年合唱团,寡妇合唱团和儿童合唱团,他们日以继夜地轮班祈祷,唱圣歌。

尼古劳斯.路德维希所创立的这个教会团体充满奇异的特徵,所以十年之後,一七叁八年,便在萨克森地区遭取缔。这位伯爵主教便前往美洲当传教士,也派遣他的莫拉维亚人弟兄们到新大陆。几年後,他又回到德国萨克森家乡,公开说明他的教会团体以"路德"派和"虔信主义"为依归,注重宗教感性情愫,强调基督苦难在信徒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人的得救所带来的喜乐。

青岑多夫伯爵享年六十,於一七六O年去世。不久之後,他的莫拉维亚信徒弟兄们成立了一个教派,名叫"兄弟团结教会"(CHIESA DELL'UNITA DEI FRATELLI)。当时,这个教派已有两百二十六位传教士。

正当莫拉维亚人的"兄弟团结教会"在欧洲和美洲逐渐发展之际,英国圣公会部分信徒特别是矿业城镇和新兴的工业城镇的居民,渐渐发现他们的教会太重视现世的权力和财物,以致和贫苦的劳动大众疏远,不再关心他们。於是异议份子慢慢多起来,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因此遭到迫害,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 ,1624-1691)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先生是个鞋匠,却知道宣讲一种以内在生活之光为主的道理。这种强调内心光明的信仰思想使得英国国教那些体制结构和俗化的信条都成为次要的事。乔治.福克斯邀请他的听众面对天主要怀着战栗的心情,并且要作天主的朋友,不要与天主作对。他要他们加入所谓的"天主之友社团"(SOCIETA DEGLI AMICI DI DIO)。这也就是"桂格教"(QUACCHERI)教派的来源,因为"桂格教"这个名称在英语上意味着震颤、战栗(QUAKE)的教会。

"桂格教"派崇尚归真还 的信仰生活,唾弃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彻底反对暴力,推崇和平。他们重视心性,重视与天主和与人的情谊,和启蒙唯理主义那一套格格不入。

继乔治.福克斯创立"桂格"教派之後,英国又出现一最震撼国教圣公会的人物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 , 1703-1791)。约翰.韦斯利出生在圣公会家庭,却反对宿命的思想。家中有很多中古世纪的着作和天主教的书籍。他和自己的亲兄弟查尔斯(CHARLES)聚集了牛津大学的学生为几个社团,讨论灵修,研读圣经,一同祈祷,也从事爱德工作。

一七叁五年,约翰.韦斯利和查尔斯.韦斯利兄弟两人都当了圣公会牧师,随即渡洋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会晤了莫拉维亚人的"兄弟团结教会",并深深为之所动。两叁年後,约翰.韦斯利又回到伦敦,在一七叁八年参加一次莫拉维亚兄弟教会的祈祷仪式中内心再度受感动,直觉得自己受到圣神的感召,需要归依。当时在他身边也有一个人,名叫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也有相同的感受。於是两人急欲把他们当时的经验公诸於众,但是他们的心愿不被人所接受。结果两人到街头巷尾、矿区和监狱各处宣讲他们的心路历程。有五十多年的时间约翰.韦斯利牧师奔走英国全境,到处讲道,劝人归依。他虽然我行我素,宣讲自己的一套,但始终没有脱离圣公会。

约翰.韦斯利牧师组织的能力很强,他并没有脱离英国圣公会,却很灵活、很有秩序、很有方法地把追随他的人分成大小不同的团体组织,并由一个由一百人组成的会议来统御领导。这些教徒本身并不能举行任何圣事,所以都必在圣公会的教堂领受。约翰.韦斯利为了方便起见,自己也祝圣了几位牧师,派遣他们到美洲新大陆去传教,他自己说:「我把新大陆当作我的本堂区来看待。」

约翰.韦斯利在一七九一年去世後,他的信徒便脱离英国圣公会,自成独立的教会团体,在美国获得良好的发展。这个教会团体重视内心的归依,勉励人一生中不断地圣化自己,把天主教会中的不少精神又重新注入誓反教之中。这个教会团体就是一般所称呼的"卫理公会"(METODISMO)。

上面所谈的德国"虔信运动"和英国的"桂格"教派,以及随之而来的"卫理公会",其来源都是不满誓反教受到启蒙运动唯理主义的不良影响,把活生生的信仰团体变成僵硬的体制结构的缘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国。当时的沙皇彼德大帝(PIETRO IL GRANDE ,1672-1725)急欲根据启蒙运动的精神来使国家现代化。他先是禁止选举莫斯科新宗主教,後来又於一七二一年取消宗主教的职务,改由一个由主教和神父组成的"神圣教务会议"来领导俄罗斯东正教。这个教务会议由沙皇指派一位俗人来主持,这位俗人因此成了俄国东正教行政领袖,於是东正教在政权面前已经丧失了信仰独立性。凯瑟琳二世(CATERINA ,1729-1796)女皇执政时,政治统治宗教的俗化现象进一步恶化。

东正教虽然表面上受到政治的重大干预,但是它传统的内在精神,不论在希腊世界或俄罗斯世界,仍然保持活泼的生命力。希腊的阿托斯山(MONTE ATHOS),也就是圣山,还是被各方尊奉为东正教世界的精神中心圣地。在十八世纪末叶政权嚣张的世代,这里继续散发出内在信仰的光芒。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十八】

28.法国大革命初期动荡中的教会

十八世纪横扫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思潮,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达到巅峰状态。部分启蒙理性精神藉着革命,由纯思想的鼓吹而成为实际的行动。这些行动表现在革命的政治活动上,则形成一股不可一世的势力。这股势力耀武扬威挟革命之风暴,以武力作後盾,横冲直撞,任何阻碍必在摧毁之列,天主教便是首当其冲者。

法国人喜欢把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可是欧洲其他各国的人则宁愿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视为一个整体,因为这位短小精干的悍将率领数十万大军,马革裹,横扫欧洲之际,也把革命的思想散布到各地,直到遥远的俄罗斯大草原。

话说一七八九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世政府为了解决国内的财务和政治危机,於是召开了一次国是会议,召集神职界、贵族和中产阶级叁方面的代表共商国家大事。这叁方面的人士是当时法国社会的骨干,国家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中。会议之初,从各方面所表达的意见看出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渴望进行种种改革,包括教会的改革。从那些怨言中,并看不出对教会有什麽特别恶劣的攻击。

国是会议揭幕时,每位与会代表都手持着烛光游行,足见他们的真诚和慎重。代表神职界与会的大都是本堂神父,他们与中产阶级的议员们联合在一起,组成国家立宪会议。

面对当时来自农民的要求和骚动,法国神职界和贵族们在那一年,也就是一七八九年的八月四日晚间,决定放弃他们拥有的一切特权。叁个星期後,八月二十六日,国是会议投票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个宣言成了新政府的执政基本原则,它的精神来自启蒙运动哲学家的思想和美国在一七七六年所宣布的独立宣言。内容以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权为不可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同一年的十一月二日,在欧坦(AUTUN)教区主教塔列朗(TALLEYRANT)的建议之下,神职界都把财产归公,让国家来处理,但是国家必须维持神职界的生活需要以及他们从事社会福利和教育工作的所需。由於当时法国教会拥有的地产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所以教会产业的变卖导致了全国私有产业空前的大变动。那些中产阶级和富有的农民购买了许多产业之後,使得这两个阶层的人与大革命结了不解之缘。不幸的是许多教会产业落入这些人手中之後,不少珍贵的艺术品和教堂或隐修院,拆的拆,改的改,或被移作他用。

一七九O年二月十叁日,国家立宪会议禁止人民宣发宗教生活誓愿,那些已经是修会人员者,如果愿意继续度修会的生活就得迁移到为他们指定的地方去。这一项禁令使得法国许多隐修院人去楼空,门可罗雀。法国中东部克吕尼镇那座建於公元九百一十年的本笃会隐修院,四十位会士中有叁十八位脱下会衣还俗。这种现象在女隐修院方面比较不严重,修女们比会士们更忠於自己的圣召。说也奇怪,当时教会舆论对立宪会议禁止人民弃俗修道的政令似乎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立宪会议既然已经完全重组了法国政府,并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於是进一步想整顿教会的内部组织秩序。主张这种行动的议员们并不是反对宗教的人,不过他们的思想大大受到启蒙运动和法兰西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教会应该受制於国家。

一七九O年七月十二日,国家立宪会议投票,通过了"神职公民法令"(COSTITUZIONE CIVILE DEL CLERO )。根据法令,法国全境从一百叁十五个教区缩减为八十五个教区,即每一省一个教区;八十五个教区中有十个是总主教区。每六千居民得设立一个本堂区。主教和本堂神父由地方居民,不论教友与否,选出。选出的本堂神父要向教区主教报备;选出的主教则向总主教报备;总主教则向教宗报备,目的在使教宗知道并参与这件事,同时也借此表示他们与教宗共融。那些制订这项"神职公民法令"的议员们以为这样作,是回到教会的原始的状况。

立宪会议制订的"神职公民法令"虽然是通过了,但是会议在讨论这项议案时,叁十二位主教立宪议员中有叁十位提出书面反对意见,他们以为修改教会组织章程,但没事先徵求罗马教宗同意,这是不当的。当时教宗庇护六世对法国立宪政府的这项措置并没有立刻表示态度。

事隔四个半月,一七九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宪会议要求全体在职的神职人员宣誓:效忠国家,效忠国王,绝对遵从"神职公民法令"。结果,法国全境一百六十位主教中,只有七位宣誓。至於普通神职人员宣誓的比例,则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别,平均说来,全国大约有一半的神父宣了誓。那些没有宣誓的主教和神父都因此而无法继续执行他们的职务。不到一个月後,这些被政府吊销职务的主教和神父所管理的教区与堂区开始公民投票,选出新主教和新本堂神父,顶替被政府撤职的原来者。